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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章 川江舵主...2  (http://7742180.com/bbs/dispbbs.asp?boardid=7&id=156)

--  作者:小文
--  发布时间:2006/11/9 9:34:00
--  第9章 川江舵主...2
第9章 川江舵主...2

  卢作孚知道刘湘很为难:“这件事一定要办。川江航管处不能只管华轮,不管外轮。若是这样,还称什么川江航管处,不如叫川江管理中国轮船处呢!那当初我也就不会同意接受这份差事的。”卢作孚越说越激动:“甫公,此事非办不可,否则作单愧对国人。作孚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只要有理有节,一般不会出乱子,即使出了乱子,作孚来承担一切责任!”

  刘湘若有所思地轻轻点了点头。

  卢作孚明白了刘湘的意思:他不签字,并非不同意。这是官场的一门艺术——默许。

  话说回来,就算是卢作孚惹出了乱子,刘湘决不会袖手旁观的。更何况,卢作孚办事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一大早,卢作孚就让吴定域带着子弟兵们将航管处的命令广为张贴出去,之后,在激动与不安中等候着中外航业界的反应。

  这道命令,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川江上激起了轩然大波。华轮公司无不拍手称快,重庆民众更是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但是,人们又不免心生疑虑:是否又是过去的那种官样文章?干打雷,不下雨!

  这天稍晚些时候,重庆港迎来了命令发布后的第一艘轮船——日本日清公司所属的一艘货轮。

  “呜,呜……”这艘货轮迎着港口扯开嗓子叫了起来,驶入重庆港。日本船长背着手,趾高气扬地站在甲板上。随着一声“哟西”,船*向码头。

  这时,一只巡逻艇突突地驶了过去。艇上载着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

  日本船长满腹狐疑地望着巡逻艇一步步向自己*近,不由放眼朝码头望去,码头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闲散的人来回走动。码头上也有一队士兵。

  大副走了过来,低语道:“怎么回事?”

  日本船长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到今天与往常不一样。于是命令船停下来,泊在朝天门江面。

  巡逻艇*上了这艘日本货轮。

  “你们的,什么的干活?”日本船长朝吴定域吼道。

  “我们奉命上船检查!”吴定域义正辞严地答道。

  “什么?检查?”日本船长气得呲牙裂嘴,暴跳如雷,“这是大日本帝国的轮船!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谁敢检查我们?一个小小的重庆港,胆敢派兵来检查,不行,大大的不行!”

  船长将手一挥,所有船员都列队,准备对付中国士兵。

  “你们谁的敢上船,统统的扔下江里!”日本船长哈哈大笑。

  吴定域气得咬牙切齿。巡逻艇上的士兵纷纷喊道:

  “队长,我们上去,看他们敢把我们怎样?”

  “队长,上去吧!让他们也尝尝中国人的厉害!”

  “队长,队长……”

  吴定域强压住怒火:“不行,卢处长再三交待,一定要把握住分寸。如果外国人不让上他们的船,就不要强行上船。”

  吴定域见日本人那得意忘形的样子,心里很气,但他还是装作无可奈何的模样,对日本船长说:“好吧,既然你们不让上船检查,那我们就不上船。”他手一挥:“撤!”

  日本船长见前来检查的中国巡逻艇掉头离去了,不禁狂笑起来。

  江面恢复了平静。夕阳照在江水里,幻化出万点金光。浪涛轻拍,仿佛一支交响乐章的高潮部分已过,进入尾声。

  时间在水面上流逝。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这艘日本货船孤零零地泊在江面。江面和码头静悄悄的,没驳船,也没码头工人。过去,日本轮船只要一进港,便有许多小船前来卸货,再由码头工人运到货场。可今天这些中国人是怎么了?

  日本船长开始感到不安。

  “这些支那人在搞什么名堂?”船长问大副。

  “天知道!”大副忽然记起了什么,“对,刚才他们说奉了什么命令?”

  “你带人上去看看。”船长命令道。

  一只小艇从船上放了下来。大副带着几名船员上岸去找中国工人。

  江边、码头、驳船,到处找遍了,一个中国工人也没有。一个乞丐告诉大副,码头工人回家了。

  次日,日本船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码头工人。工头正在玩牌,头不抬、眼不睁地对日本船员说:

  “你们不是不准我们中国人上船吗?我们不上就是了。”

  另一名码头工人说j“我们害怕统统的扔进江里。”说完,做了个鬼脸。弟兄们嘿嘿笑了起来。

  日本船长感到事情不妙,第3天,亲自上岸去找码头工人:“我的,出两倍价钱。你们卸货的有?”

  码头工人们阴阳怪气地嘲弄道:

  “过去你的为什么不出两倍价钱?”

  “3倍,3倍价钱!”船长急了。

  “30倍也不干!”

  “不干就是不干,你的这么啰嗦的干什么!”

  日本船长气得浑身直发抖。

  船卸不了货,又不能开,损失可就太大了。日本船长在甲板上干生气,没办法。

  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出面,向地方当局施加压力。地方当局的答复是:“这事我们管不着,也不属我们的职权范围,请找川江航务管理处。”

  日本领事只好放下臭架子,去见卢作孚。卢作孚双手一摊:“是吗?我的职权是管理川江上往来的中外轮船检查,码头工人我可管不着。”

  日本领事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灰溜溜地走了。

  日本领事馆岂肯善罢甘休,向督办公署施加压力,要求督办取消航管处签发的命令。

  “对不起领事先生,航管处系独立办事机构,督办公署无权取消这道命令。”接待日本领事的王伯安秘书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要知道,我们中国与日本不同,这你是知道的,川军派系林立,不是谁说了能算的,请你找航管处。当然啰,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商量解决的……”

  王伯安哼哼哈哈,就这么将日本领事打发了。

  这时,日商日清公司一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派买办邹侠丹出面和航管处交涉。

  卢作孚客客气气地接待了邹侠丹,因为他是邹容的弟弟。

  “邹先生,令兄一生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而奋斗,他如果眼见列强的轮船横行江上,一定也会义愤填膺,和我们一样去抗争。”

  邹侠丹回到公司,强烈的民族感使他痛感为日本人当说客之耻,呼吁船员应遵守中国法律,接受航管处检查。

  公司对他的举动表示不满。邹侠丹愤然辞去职务,表现出一个中国人的傲骨!

  双方僵持着。

  卢作孚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他事先已与驳船和码头工人进行商量,在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只要外国轮船不服从命令,就不给他们装卸货物,驳船和码头工人因此失去的收入,全部由川江航务管理处负责补偿。于是所有的中国工人在反帝爱国热情的激励下,都一致投入了斗争。

  最后,洋老爷们终于屈服了,派出代表到川江航务管理处道歉,同意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同意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上船检查。

  中国武装的士兵第一次以检查者的身份登上了外商轮船,这是自《天津条约》中国丧失内河航行权以来的第一次——中国人捍卫了民族的尊严!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横行川江的威风。

  紧接着,卢作孚又向川江各轮船公司作出几项规定:

  “几轮船装运客货,由中外轮船公司协商收费标准,不得随意放低或抬高运费。

  “凡中国轮船因‘打兵差’(装兵运粮)时期所受损失,应由外商轮船同期内增收的运费中支出部分以为补偿。

  “凡航行中不得肆意‘开快车’,浪翻撞沉中国木船或浪湿船上所载货物,若造成事故,必须赔偿一切人、财损失。”

  卢作孚认为,只有这样,川江航业的竞争,才是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的。

  外商轮船公司虽然极不情愿,但他们害怕重蹈日商日清公司的覆辙,让步了。

  多少人想做的事情,让卢作孚给做了;多少人不敢想的事情,也让他给做到了。川江航业界背地里称他为“川江舵主”。卢作孚的名字因此而流遍长江。

  一晃半年就要过去了。卢作孚原计划统一川江航业的良好愿望落空了。他原以为撮合中国轮船公司联合自助,远比对付军阀、洋人好办。没想到这回自己预测错了。他因而看清了国民劣根性中的散漫、自私自利本质!

  他在《什么叫做自私自利》一文中痛心疾首地写道:

  “人们每每从中国目前的病像,感觉着‘中国人太自私自利’,认为是中国人的病根。诚然不错,做官人做到一国之大了,每每不顾到国计;亲民如一县之长,每每不顾到民生。他们忙着刮钱,忙着位置私人,忙着扩充势力,只知道而且只努力于‘自私自利’。……更谁肯问公众的事,更谁不是做自己的事,更谁不是‘自私自利’?茶馆里贴着条儿‘休谈国事’,口头里念着要诀‘各人自扫门前雪’,正都是自私自利的标语。……病根不在人们的自私自利,乃是社会要求的错误。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由社会的刺激而起反应的动物,正面有社会的引诱,使你不能拒绝;反面有社会的压迫,使你不能反抗。你唯一只有屈服——屈眼于社会的要求。”

  卢作孚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病要从社会的要求医起!”

  按照当初与刘湘的约定,卢作孚任期半年,期满即辞职。

  刘湘苦苦挽留:“川江华轮公司的联合还没有实现,完成这件大事之后再辞职也为时不晚。”

  “有何北衡先生在,甫公尽可放心。川江华轮联合,非航管处官方力所能及之事。再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初我们可是有言在先——为期半年的呀!”

  川江航业的统一,看来不能依赖官方了,必须走另一条路——那条路,卢作孚心中已经有了底。

  卢作孚辞职,刘湘不从。卢作孚一看不妙,借故民生公司有事,向刘湘请了长假,便脚底抹油——开溜了。

 

    华东、东北万里行,卢作孚“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

 

  1930年3月8日这天是后来的国际妇女节,卢作孚突然扔下所有的工作,率领一个由民生公司、北川铁路公司、峡防局组成的15人考察团离开重庆,顺江而下,开始了无论是对于卢作孚还是民生公司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旅行。“因为无论是民生公司的发展,川江航业的整顿,北碚地区的建设,都到了关键的时刻。如何规划,如何决策,如何更好地推动一切事业前进,如何更快地使祖国由贫穷变为富强,是摆在我的父亲面前的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就是为此出川考察的。”卢国纪在回忆中说。

  考察团的成员中有唐瑞五、王鳌溪、李公辅、胡缓若等。

  出发前,卢作孚提了条要求:“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他要求此次考察,“集中在解决各个事业发展的问题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上海。

  轮船进入长江中游,水深流急,船越行越快。卢作孚不禁脱口而出:

  “逝者如斯夫!”

  唐瑞五情不自禁地接过话题:“你常说,最可贵的是时间,最可怕的是时间之快,我们应该在有限的生命中多作些有益公众的事情。”

  卢作孚两眼注视着前方:“是啊,现代世界,许多民族都在时间上比赛。你看美国,独立才好多年,德国崛起才好多年,日本维新才好多年,欧战以后苏俄才几年,意大利才几年,土耳其才几年,他们都由乱到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想想我们自己,经常坐看时间在流失,如同这船下的流水。怎能安之若素啊!”

  唐瑞五道:“但愿这次考察能对北碚的建设有新的提高和突破。”他话题一转,回到了北碚建设的具体事情上,“眼下我们筹建的西部科学院正需要人才,到上海后最好能聘请一些专家到北碚工作。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想过。去年夏天子英他们30个人跟随中国科学社的专家到峨眉山、大凉山、小凉山采集植物、矿物、昆虫标本时,我就已经想过,一定要聘请一些专家学者到北碚。但是,我们从长计议,还得*自己来培养人才。要建设,人才是第一位的。”

  不知不觉,太阳掉进了江里——暮色降临,卢作孚意味深长地说:

  “时间,决不容许你等待,亦不容许你迟疑,因为时间是不断前进的。要把握住时间啊!把握住对间,把握住机遇,就等于把握住了成功的机会。”

  去上海的途中,卢作孚感到并不轻松。

 

  船*上码头,卢作孚第一个跳上岸。安排好考察团成员的住宿后,他兴致勃勃地去拜访故友蔡元培、黄炎培、秉农三等人。

  黄炎培先生很兴奋:“多年不见,想不到你还真的办起了实业。你的名字在上海已经不是鲜为人知了。”

  卢作孚很谦逊:“若说我学有所成,业有所就,这都和你当年的帮助与支持分不开。”

  “哪里,哪里!孟子曰:君子创业重治,方可继也。希望你的船能早一天开到上海来。”

  黄炎培先生墨兴大发,挥毫给卢作孚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下联是:“君子创业重治,方可继也”。

  上海笼在一片濛濛春雨之中,空气潮湿,还有点阴冷。考察团成员时集时散,集中参观,分头采购物品,忙得不亦乐乎。为推动民生公司的发展,他们集中参观了上海的轮船公司和造船厂;为推动北碚地区的工业发展,他们又集中参观了上海纺织厂、发电厂、煤矿、水泥厂、印刷厂;为推动北碚地区的农业发展,他们参观了试验场、病虫害研究中心、农村灌溉和新品种的试验;为了推动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他们参观了科学研究所、大学、中学和小学。

  在杭州,考察团参观了浙江昆虫局;在江苏,考察团考察了南通、扬州、镇江、南京、无锡、苏州和昆山的学校、工厂、科研机构、农业试验场。在江苏考察了21天后,考察团又回到了上海。

  在采购上,他们将随行所携带的许多动、植物标本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浙江、江苏两省的昆虫局进行交换;为北碚采购意大利种鸡,法国梧桐和鸣禽动物;为煤矿和铁路建设购买机器设备和材料;为即将创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采购各种试验仪器和药品。由于采购不大顺利,考察团在上海一呆就是两个半月之久!直到6月中旬才启程去东北考察。

  1930年6月21日,又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卢作孚带领考察团由东昌旅馆出发,直奔杨树清码头,上了俄国人的“大连号”轮船。

  考察团买的是三等舱的船票。卢作孚也不例外。上了船,茶房、水手、船员都是清一色的俄国人,一个个横眉冷对,或是痴呆一般。俄国人见到卢作孚这一行人后,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原来这三等舱船票实际上就是统舱。卢作孚他们上船时间稍晚,统舱四周已没了位置,只好在中间挤出块空地放下行李。考察团成员基本都安定就绪后,卢作孚出于职业习惯,开始对这艘俄国人经营的客船进行暗访。

  这艘俄国客船船舱分为三等,卢作孚绕着二等舱看了一圈,房间布置与三等舱大不一样。他想去看看头等舱,被俄国船员挡了驾,连看的资格也没有。卢作孚在他的《东北游记》一书中感慨万端:

  “我们很叹息阶级之彰明昭著而森严,恐怕首先要在船、车上去找了。只要几块钱和十几块钱的差异,便把它显然划分出来!这是我们经营航业的人应该留意的一点。”

  第二天正午,船快到青岛时,俄国茶房将三等舱的旅客统统赶到甲板上,在太阳下排成队,说要接受检查。等了许久,才见到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俄国人,两手抄在口袋里,像检阅队伍一般,挨个看了一遍,然后就宣布检查完了,解散。

  大连轮*上了码头。

  青岛到了。

  青岛当年是德国军队的要塞。民国3年,日、德宣战。9月2日,日军在龙口登陆,仅短短几天,日军就打败了德军。德军自光绪二十二年占领胶州湾,一占就是17年。日本人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后,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换了个殖民者。

  1914年11月7日,日本侵占青岛,时隔只两个月,日本就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使青岛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要求承认日本占有德国在山东的全部特权,并加以扩大。卢作孚的心在滴血!“此可以为今之帝国主义者殷鉴,而不可以为中国人之光荣。还有许多这样的地方在外人手中,何时收得回来?一身都是耻辱,何时洗清?曾可记忆?”卢作孚在《东北游记》里写道:

  “青岛是一个荒岛,竟造成了一个大市场,而且竟造成了一个森林围绕的美丽的市场,则更值得人惊异了。仅仅一个第一公园种树便到20万,可见其森林规模之宏大了。一切建筑,依山起伏,房屋都配置得宜,各具形式;尤其是绿林红瓦,青山碧水,相衬之美,在十数里外,便可望见。来时令人向往,去时令人留恋。……他们之错在侵略他人,地方是应该经营的。”

  6月26日,卢作孚一行抵达大连。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大连码头之规模竟如此宏大1在惊涛拍岸的海边,4个大型码头一字排开,据导游李秀山介绍,大连港能同时容纳39艘5000吨级轮船,深港可容纳3万吨以下的轮船,这个港口有开往世界各地的7条航线,年吞吐量上千万吨!港区内建有铁路、公路。可容纳50万吨货物的仓库有74个!日本侵略者将在东北等地搜刮的大量物资资源源源不断地经大连运回国内,据统计,每年运走煤炭约360万吨、大豆150万吨、豆饼95万吨、杂粮70万吨!

  中国职员对此并不清楚,还得请一名日本职员来充当讲解。卢作孚感慨道:“中国机关的职员,只知道自己的职务,或连职务亦不知道,绝不知道事业上当前的问题,问题中各种的情况;而这一位日本人能够把码头上的一切事项,详举无遗,是何等留心问题留心事实!中国人何以一切都不留心?”

  卢作孚他们接着参观了日本人办的满蒙资源馆。宽敞明亮的大型展览厅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动植物标本、矿石,数不胜数!

  “凡满蒙所产的动、植、矿物,通通被他们搜集陈列起了;凡满蒙各地出产的数量,通通被他们调查清楚,列表统计,画图说明,陈列起了;凡满家之交通、矿产区域、形势都被他们测勘清楚,做成模型,陈列起了。……东三省的宝藏,竟已被日本人尽量搜刮到这几间屋子里,视为他之所有了;使日本人都知道,都起经营之念。中国人怎样办?最要紧的是中国人自己起来经营,才能灭杀日本人的野心。”

  6月29日,卢作孚率团离开大连,用从日本人那里以银元换来的金票,上了去沈阳的火车。目极之处,沿途车站、站台,日本警察比比皆是,一些高大的建筑群上,到处都是标的日本某某株式会社的名字。

  卢作孚有点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当日下午4时,列车驶抵奉天城。

  在沈阳,卢作孚和考察团成员参观了清皇宫的博物馆和第一工科高级中学校,还参观了文溯阁。次日前往抚顺煤矿,参观利用油页岩提取原油的炼油厂和露天煤矿,以及抚顺煤矿的发电厂。

  他们还专程参观了本溪的铁矿和炼铁厂。

  7月3日下午,他们离开奉天往长春,转去哈尔滨,参观了敦化的森林、松花江的农业试验场,还参观了工业博物馆、中央试验所、日本市场等处。

  卢作孚对日本人的经营管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又深刻地看清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日本人之经营满蒙,以南满铁路的满铁会社,经营矿业、航业的码头旅社,乃至学校医院,及其他一切公共事业,差不多权力之大等于一个政府了。其铁路所到的地方,即其国家军警所到的地方;即其工厂商场所到的地方;即其金票银行所到的地方;即其学校教育所到的地方。可见其各方面侵略的武器,都随铁路以深入了。”

  7月6日下午,卢作孚率团结束了对哈尔滨的考察,折回长春,返经沈阳后,换乘北宁铁路的火车抵达唐山。在唐山,考察团人员一分为二,一批去天津,一批在卢作孚的率领下参观开滦煤矿。次日他们又参观了马家沟井口的矿灯房、蒸汽绞车和砖瓦厂;接着又参观了启新洋灰厂和一家瓷厂。直到7月12日才离开唐山,回到天津。

  在《大公报》社,卢作孚访问了胡政之,参观了《大公报》印刷厂。次日,他们抵达北平,参观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协和大学。之后,他们到香山参观了熊秉三先生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后又访问了地质调查所的丁在君先生。

  “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圈,难得看出显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几位学者领导一些青年到各地去搜集,在里边研究。试问国内这样做正经事的,共有几处?”

  7月20日,卢作孚率团回上海。在海上颠簸了5天,于7月25日晨抵达,从此结束了华东的考察旅行。

  自1930年3月8日,至8月20日,卢作孚率团历时5个月零13天,行程万里,对华北、华东、东北进行了考察。回到重庆后,为使社会和民众了解中国国情,了解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了解在中国东北隐藏的危机,他在社会上作了广泛的演讲。此外,还以日记体的形式,用夹叙夹议的笔法,撰写成约10万字的《东北游记》,交由肇明印刷公司铅印发行。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卢作孚不是一位政治家,但他却具有政治家的远见!正如他在《东北游记》中大声疾呼的那样:

  “我们一度游历东北,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德国已成过去,俄国尚有所未知,日本则方进来已,为东北最可顾虑的问题,十分紧迫,尤其是我们应该觉悟的。”
--  作者:小文
--  发布时间:2006/11/9 9: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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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争雄长江...1

         “小鱼吃大鱼”,一年内吞并七家公司

 

  初秋的时候,卢作孚回到了重庆。雾都已是层林尽染,漫江碧透。

  卢作孚还没来得及掉去一身风尘,就赶到督办府去见刘湘。

  刘航琛迎接了他。

  “甫公在吗?”

  “在。我这就去通报甫公。”

  卢作孚忙制止:“不了,我俩直接去吧!”

  刘航琛想了想,就领着卢作孚,直奔刘湘的办公室。

  刘湘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听见脚步声,睁开眼,见是卢作孚,忙站起。

  “好哇!卢兄,你不辞而别,一走就是半年,这个假可是太长了哇!哈哈!”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卢作孚笑着说。

  “回来了就好。还干你的老本行,怎样?”

  “我正是为此事来请示甫公呢!”

  “莫要说什么请示不请示的。”刘湘摆摆手,“怎么?干啥子又要请示?”

  “我想正式向甫公提出辞去川江航管处处长一职。”

  刘湘眉头一皱:“辞职?”

  “民生公司离不开,我也是没办法啰!”卢作孚露出为难神情。

  刘湘背着手,来回踱着步:“你可以忙民生公司的事情去,这职嘛,就不要辞了。”

  “这哪成,岂不是徒有虚名。”

  “什么虚不虚的,这个我不管。处长还得你来当,兼职也行。”

  卢作孚急了:“甫公,你不能让我为难。咱们可是有约在先呀,为期半年。说好的,你可不能悔改哇!”

  刘湘也有他的道理:“川江航业刚刚有了起色,刚刚走上正轨,不能半途而废。”

  卢作孚说:“在外国轮船公司的强力排挤下,川江航业的生存和发展已到了绝境。中国轮船公司不仅不能与外国公司抗衡,而且还四分五裂各自为营,极其散漫。几十只中国轮船,就”有几十家轮船公司;许多公司只有一条船。相互间的残酷竞争,最终导致一个又一个中国轮船公司破产倒闭,反而让外国轮船公司大收其利。如此下去,整个川江航业,将必然全部落入帝国主义航运势力之手中……”

  “我正想让你以官方名义,使川江航业走向联合。”刘湘正要说下去,被卢作孚打断。

  “甫公,以官方的名义使民营航业走向联合我已试过,行不通的。我想以民生公司之力来统一川江航业,这样也许会好办一些。虽然民生公司势单力薄,但我有信心。”

  接下去,卢作孚谈了自己的设想。

  “也好。”刘湘点点头,“民生公司出面,我在背后全力支持,希望你成功!”

  “这么说来,甫公同意我辞职了?”

  卢作孚喜形于色。

 

  1930年秋,卢作孚统一川江航业哗啦一下拉开了序幕。

  卢作孚为民生公司确立的方针是:“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联合起来,人力财力集中,化零为整,合并经营。”

  为取得政军界和社会的广泛支持,他大声疾呼:“扬子江上游的航业问题,关系四川对外交通和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其垂危局面,不容坐视不救。”他和他的同事们大造“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舆论,一面增加资本,做好收购和兼并其它轮船公司的准备。

  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卢作孚的统一川江航业的策略和步骤是:民生公司自身要改善经营,发挥竞争优势,进而取代经营不善的其它公司。他要取得刘湘和地方权要的支持,给民生公司以许多其它公司不能得到的方便和特权,才能顺利兼并。本公司的举措要得当,减少阻力,才能进展迅速。

  卢作孚认为在兼并的过程中,要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之策略,亦称“发展兼并三部曲”。第一步,兼并营业不佳、亏损严重、负债已多的华商小轮公司。在议定船价、资产后,由民生公司付与部分现款,供原公司偿还欠债,或者对急需现金的股东退还股本,以应原公司之急,大部分价款则转作民生的股金。原公司所有职工由民生公司全部接纳,重新安排工作。这样,使被兼并者易于接受,民生公司也加强了自己的竞争实力。那些经营不善,还未破产倒闭,但已在竞争中感到不支的中型公司,也觉得合并于民生公司,有着并行不掉的利益,于是也会相继效尤,逐渐聚集于民生公司旗帜下。第二步是兼并军轮。当时四川军阀投资经营的轮船不少,他们往往凭借势力,获有种种特权。它们的存在,是“统一川江”的一大隐患。卢作孚向军阀们陈说利害,劝其合并。在川江航业衰颓的形势下,为保全老本,军阀也乐于接受。不过,这些公司的经营者们无一不同军阀有着特殊的关系,折本有东家,中饱归自己。因此,在接收过程中,会有复杂曲折的过程。第二步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静观其变。卢作孚的对策是:“不要借钱,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他所关注的是“在轮船收买以后的利益,要比收买以前的利益多得多”。要长远打算,不计眼前得失。在议定船价时,民生公司应采取较为宽厚的态度,尽量做到使对方易于接受。两步棋之后,便是第三步——收购外商轮船公司!

 

  正当川江航业跌落低谷的时候,卢作孚在一片叹息声中召开了民生公司董事会。这是卢作孚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试图以个人和民生公司的力量拯救整个川江航业!

  这是一个在航业界看来具有神话般的梦想。他渴望能得到董事会的支持。

  董事会,作为卢作孚强有力的支持者,从来就没让他失望过。这是因了卢作孚的名望和过人的远见卓识等诸多因素,确立了他在民生公司一言九鼎的地位。

  董事会的各位董事深知卢作孚做事不冲动,不盲从,遇事经反复论证,方付诸行动。他做事说干就干,从不拖泥带水,拐弯抹角。

  他开宗明义:“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是通过‘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的决议。”

  一句话,像一枚重磅炸弹突然落下,在场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川江航运界,任何一家公司,哪怕是只有一条船的轮船公司,民生公司的3只轮船加起来,吨位也不及人家,或者是人家的零头,可是卢作孚的口气听起来似乎不在话下。

  “当今川江航业状况是怎么样呢?为什么要联合成整体?又如何才能达到联合的目的?”卢作孚讲话,逻辑性强,针对性强,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诸位都知道,轮船乃国土之伸长,凡一国轮船驶到之地,即该国势力所达之区。所以当今列强,尤其海洋大国,如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对其航业十分关注,着力加以扶植。而我国朝野,对此漠不关心,致使航权丧尽,国力日弱。川江60年来之航业,皆局促于豪强之下,不能振拔。各华轮公司,或互相争斗,外人得利;或辗转租押,一船一年数易其手;或货少船多,效率低下,外轮福同号行水次数一年达48次之多,而我们中国轮船大多在20次以下;或债台高筑,破产亦不足以偿债;等等,等等。加之外轮的竞争挤压,我华轮公司绝大多数都辗转呻吟于恶劣环境中,不能自拔,亦不思自拔,凋敝危殆之前景不远了!”

  卢作孚想起自己在出任川江航管处处长时受到的挫折,语气深沉而激愤。

  “在前,我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时,试图凭借行政权威,促使川江各中国轮船公司联合自助自救,结果费了好大的劲,完全失败了,彻底失败了!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在川江跑的外国轮船公司又是如何做的呢?他们跑到我们国家来都知道联合,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却互相如同敌国,令人好心痛!请他们联合不行,联合又势在必行,那么,这个联合的责任,统一的责任,又该谁来负起呢?我认为,我们民生公司应该承担起来!”

  会场静得连一只蜜蜂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几十年来,川江上的华轮生生灭灭,荣荣衰衰,都互不相让,角逐江上,谁都没能使他们统一过,此刻,他们又怎能轻易改变主意哩。凡此种种,困难重重,绝不可轻率视之,绝不可妄自坐大。但是,我们只要认定这个目标,认定它于川江有益,于社会有益,那么,我们就得万死不辞……”

  卢作孚一口气讲了两个来钟头。

  郑壁成按卢作孚的思路逐一分析了统一川江航业之利:

  “中国轮船公司时开时停,有的将船上的货物私卖,信用一落千丈。统一川江航业后,可以恢复华轮信用,以期易于揽载;现在有一个公司,就得配备若干人马,若干个公司就有若干人马,而华轮公司一般都只有一两只船,收入少,开支多,统一后,就能节省人力、财力;现在各公司竞相安插自己的人,股东和债权人也要插手,因此不管懂与不懂航运的人都在搞航运。指挥的瞎指挥,跑船的胡乱跑,海损事故经常发生,统一川江后,易除积弊,内行经营;此时不少中国轮船机械陈旧,需改造;川江上现在跑的中国轮船公司,除招商局、三北公司外,都无直通长江的轮船和驳船,而外国各公司,均有适合长江航运的轮船,统一川江后,可以根据需求适当安排洪枯期客货运输航线,而且可以接通长江,壮大船队,发展航业。”

  经郑壁成这么一介绍,会场顿时一片叫好声。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1931年元旦刚过,卢作孚把他的司令部——民生公司事务所从合J;;迁到了重庆。这是嘉陵江支流与长江的交汇处。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他的目光射向窗外。他仿佛看到万里长江上‘一条又一条轮船在成纵队集合,宛如一条浮在水面的长龙,顺着他的视线,浩浩荡荡驶来。

  他已经为这次进攻作好了充分的准备——30万元的股额扩大到70万元;北碚训练的一大批学生将编入他的队列。

  卢作孚的行动计划是,先向重庆上游发起冲击——联合渝至宜宾的中国轮船公司,然后杀个回马枪,掉转头来,蓄集力量,向下游发起总攻!

  经营犹如打仗一样,他现在是总攻前夕的总指挥。他的战略部署是:“凡愿意出售的轮船,无论好坏,民生公司一律照价收买;凡愿意与民生公司合并的公司,不论负债多少,民生公司一律尽力照顾,帮助它们偿请债务;需要多少现金即交付多少现金,其余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凡卖给民生公司的轮船和并入民生公司的公司,其全部船员一律转入民生公司,由民生公司安排工作,不使一个人失业;凡接收一只轮船,即废除一只轮船上的一切腐朽的管理办法和陈规恶习,代之以民生公司自己创立的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和良好服务作风。”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义是卢作孚统一川江航业之风范。1930年10月,民生公司就已与福州公司进行了联合,这是民生公司兼并的第一家公司,福川仅有的一只轮船“福全”号,转入民生公司,易名“民福”。这是民生公司创立以来得到的第4只轮船。尽管它只有273吨,但它比民生公司原有的3只轮船的吨位总和还多40余吨!

  已发黄的民生公司《大事记略》,对1931年民生公司兼并川江航业有详细的记载:

  “公司于1月4日,收买九江轮船公司之合江、九江两轮船,改名民安、民治,开始加入渝宜航线。4月12日收买通江轮船公司通江、青江、岷江三轮,改名民右、民享、民江,民江轮暂停航。又买国船一只。5月7日收买协同轮船公司之蓉江轮船一只,改名民选,拖入民生机器厂大修。5月9日收买定远轮船公司之定远轮船一只,改名民约。5月12日收买锦江公司之乘风轮一只,改名民殷。9月5日收买川东轮船公司之长天九轮船一只,改名民强。10月31日收买利通轮船公司之利通轮船一只,改名民觉。本年计接收大小轮船10只,又囤船1只。”

  短短一年中,民生公司竟收购了7家轮船公司!

  民生公司由3只小轮,总吨位500吨一下猛增至1500吨!公司职员由164人增至518人!

  至此,重庆以上的川江航运企业,除合众一家外,全都纳入民生公司的旗帜下。与此同时,民生公司又将收并的部分船只开进了重庆至宜昌沿途各港,使民生公司的航线遍及整个川江!

  这一年的秋天,卢作孚敏锐地看到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加快了统一川江航业的步伐。

 

    刘文彩跷着二郎腿说:“告诉卢作孚,想买我的船没门!趁早别做这

  个梦了。”卢作孚一拍桌子:“看谁在做梦!”

 

  1932年2月17日,民生公司的“民福号”首航渝宜航线,开创了民生公司新的篇章。卢作孚没有亲身经历这次航行。在重庆的民生公司总部,卢作孚与他的朋友们开始策划下一步行动——兼并川江航业第二部曲。

  卢作孚将他的朋友们召集到简陋的总部,开门见山:“我们没有时间等了,必须加快兼并的步伐,此乃民生之大业,中华民族之大业。大家知道,去年收购7家公司,耗去了公司的全部股金。继续兼并,势必导致公司亏空,如何弥补资金上的不足,还望诸位出谋划策。”

  “作孚,我有个想法。”说话的是何北衡先生。他自卢作孚辞去川江航务管理处长之后,正式接任其职。何北衡若有所思地道:“我已反复想过,航管处定要给民生公司极力支持。统一川江航业,已不能看作是民生公司的事业,应视为民族之兴亡之举。我将在货运繁忙之时,不分派民生公司兵差。业务清淡的时候,再派兵差以弥补民生公司淡季收入。”

  卢作孚虽然内心很感激何北衡此举,又似觉不妥。这岂不是有点仗势欺人?于是慨然道:

  “何兄,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恐怕让人说闲话。”

  “顾不了那么多,作孚。民生公司兼并川江航业,是从长远处着眼,牵系着民营航业之兴亡。再说,这也是督办之意,怕什么!”何北衡有他的道理。

  卢作孚沉默不语。

  何北衡又接着道:“还有,你们可享有渝合、渝涪及涪陵、万县航线的专利,其他公司船只不得行驶这几条航线。”

  何北衡是代表官方来参加民生公司会议的,其意明了,为增加民生公司的利润,创造兼并的条件。更何况,民生公司的下一个目标是直指军轮!

  军轮兼并,远比民营公司要难得多。

  兼并军轮,卢作孚颇费了一番心机。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谁都拥有少者一两个轮船公司,多者则拥有好几家公司。如何选择突破口呢?

  卢作孚决定先找杨森。老朋友好说好商量。

  果然,卢作孚的这步棋走了个正着,杨森慨然应允,无条件地答应将自己的“永年号”卖给民生公司!但是,杨森也只能自扫门前雪,管不了别的军阀。

  突破口打开了,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应选在什么地方呢?卢作孚犯难了。

  有人提议,先软后硬,把最难办的放到最后来办。

  不行。卢作孚偏要先碰最硬的。他选中了大邑县的豪强刘文彩。只要攻下这个堡垒,不愁别的军阀了。

  卢作孚为试探虚实,派一名经理去与刘文彩交涉。

  刘文彩仗着其弟刘文辉是川军24军军长,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他躺在太师椅上,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袋,跷着二郎腿,对来人说:“回去告诉卢作孚,想买我的船没门。叫他趁早别做这个梦了!”

  刘文彩手上有3艘轮船,取名蜀通、南通、昭通,长期行驶宜宾至重庆航线,不许别人染指。卢作孚的“民福”驶入宜宾至重庆航线,他一直怀恨在心。

  “哼,他派船来抢我的生意,我没找他就不错了,还敢派你来啰嗦,想买我的船。哼,不是他与我弟弟……你回去吧!”

  刘文彩头不抬、眼不睁,根本就没把来人放在眼里。

  派出去的经理愁眉苦脸地向卢作孚叙述了冷遇的经过。

  卢作孚一拍桌子:“看谁在做梦!”

  刘文彩不讲理,他弟弟刘文辉总不会不讲道理吧?总不至于不给自己面子吧?况且有杨森在先做了样子。

  卢作孚亲自出马,到成都找刘文辉。

  刘文辉虽然一直在外,但对其兄刘文彩在家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刘文彩倚仗着弟弟的势力,加之自己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税捐总办,更是无恶不作,为所欲为。

  刘义辉早就对其兄的种种作法很反感。卢作孚为民族航业的崛起和振兴屈尊求谏,令他惊讶不已。

  刘文辉当即电令其兄刘文彩:“将轮船全部无条件地并入民生公司。”

  刘文彩仗着自己是哥哥,不愿对弟弟言听计从,拒不交出自己的轮船。

  刘文辉又三番五次电示其兄赴成都当面叙谈。

  刘文彩一拖再拖,最后拖不过,来到成都,面见刘文辉。

  一见面,刘文辉就严辞责备其兄:“你们纵容底下的人办轮船,这事是那样简单能办的吗?应该交给卢作孚,凑和一个朋友,办成一桩事业。”

  刘文彩阳奉阴违,表面应允,就是不将船交出去。

  这一来二往,几个月又过去了,事情仍然没有个结果。

  卢作孚左等右等,刘文彩一直没有动静。卢作孚只好暂时将此事搁在一旁,他要向最后的一个堡垒发起进攻——兼并刘湘的轮船!

  当初,卢作孚设想统一川江航业,刘湘是极力支持的。卢作孚估计刘湘会很痛快地答应自己的要求。

  可是,事情远非当初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刘湘迟迟不作答复。

  刘湘此时心里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于里有一艘“永丰”轮,载重1000多吨,由于他的特权,获利颇丰,今日卢作孚要他交出去,怎能舍得?不交吧,当初卢作孚统一川江航业时,自己是拍了胸脯的,说不过去。更何况,卢作孚岂肯善罢甘休?

  刘湘左右为难,实在是无计可施,只好召来高参刘航琛。

  “甫公,统一川江航业已是大势所趋,如在你这儿卡住了,那卢作孚的宏图大业很可能会半途而废。你可得三思呀!”

  “何以见得半途而废?”刘湘有些不解。

  “事情明摆着。在你这里行不通,那底下就更不好办了。”

  刘湘沉默不语,闷着头只顾抽烟。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之计,甫公。”刘航琛足智多谋,“先把船承租给民生公司,拖上个一年半载再说。名义上嘛——你可以对外人说卖给民生公司了。”

  “好主意!”刘湘喜出望外,“告诉卢作孚,我要见他。”

  卢作孚来到督办府。

  “承租?”一听刘航琛说刘湘答应把船交给民生公司,但不是卖,而是承租,卢作孚心里明白了几分。

  “怎么,不行?”刘湘面带难色。

  “总得给督办一点面子嘛!”刘航琛在一旁劝道。

  “那好吧!我同意。不过,我可是连‘永丰’轮的名都改好了,叫‘民风’。”卢作孚神秘地一笑。

  “民风这名字不错嘛!”刘湘也跟着笑了起来。

 

  1932年,四川爆发了二刘之战。刘湘与刘文辉打得难解难分。

  刘文辉于1928年就任四川省主席,在军阀混战中,曾屡屡击败对手。到1932年时,他已拥有10万军队,防区扩展到川南全部和川西、川东、川北之一部分,以及西康地区,与刘湘的实力旗鼓相当。

  刘湘论辈份是刘文辉的叔叔,但这叔侄间的矛盾,随着积怨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四川军阀之间最大的一次混战——二刘之战。这场混战,一直战到1933年12月。最后,刘文辉大败,侄儿到底不是叔叔的对手,只好率残部退往西康。

  至此,刘湘统一了全川。

  刘文彩的3只轮船在战火中被刘湘当作“战利品”缴了过来。年底,刘湘同样以承租名义,租给民生公司。至此,川江上游的轮船公司全部归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门下。

  据《长江航运史》载:本年,民生公司又收并了川江、永安、蜀平、涪丰、长宁等5家轮船公司及刘文彩的3只轮船,航线扩至长江中下游。

  1933年1月1日,民生实业公司总事务所改称总公司,在叙州、上海设立分公司。

  “本年,民生公司继续收并中外同业的大小轮船……又新建‘民族’轮,开航宜沪线。”

  民生公司的收购风越刮越猛。
--  作者:小文
--  发布时间:2006/11/9 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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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争雄长江...2

      艰难唱圆三部曲,民生公司终成川江航业巨子

 

  正当川江航业胜利在望的时候,卢作孚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向他挑战的人叫黄楚樵,曾经是他的部下,在长寿轮上当过售票员。

  黄楚樵凭自己在轮船上工作过,以为搞航运很容易,便约了一个名叫邹明初的朋友,贷款购买了宁绍轮船公司的一只轮船,准备成立一个长涪轮船公司。这二人在长寿和涪陵两地奔走游说,造谣中伤民生公司,以利收集股本。

  一时间,长寿、涪陵闹得满城风雨。

  消息很快传到卢作孚的耳朵里。卢作孚暗自思忖:这个黄楚樵,不早不晚,偏赶在这个时候。我要统一川江航业,他偏要另立门户,岂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

  民生公司的职员们也议论纷纷:。

  “我们要联合,这小子偏偏成立新的公司,这简直是在故意捣乱,拆我们的台!”

  “听说黄楚樵还四处扬言要搞垮我们,口气倒不小!”

  卢作孚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召来公司襄理左克明:“老左,我想让你跑一趟长寿。”

  左克明一听就已明白八九分。他是个老川江,吃过土匪头头的盛宴,多次出生入死,在川江黑白两道上很有名。

  左克明临行前,卢作孚叮嘱道:“黄楚樵敢自己办轮船公司,可见还有些志气,只是选的不是时候。你去把船买过来,价格贵一点不要紧,不能强迫人家,要让人心服口服。”

  左克明离开重庆,独自一人来到长寿。他明察暗访,将黄楚樵办轮船公司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仅用了半天时间,就把停*轮船的中心地段——白虎头岩下玉酉街角一带码头,全部租佃到手!

  迅速签订完合同后,左克明才开始拜码头——行江湖礼仪。他在临江一品轩大摆宴席,邀请长寿名流赴宴。

  他请来了袍哥“仁者寿”大爷江德裕,执法管事张佑,县商会会长、河街镇镇长等当地名流、权贵,聘请江德裕出任民生公司长寿办事处主任。

  左克明这一招果然厉害。黄楚樵顿悟中了左克明的釜底抽薪之计。办航运业,没有码头,即没安身之处,怎么办?黄楚樵急得团团转。正当黄楚樵无计可施之时,左克明主动登门拜访。

  左克明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表示愿出比购船款多得多的价钱,购买黄楚樵的船。

  事已至此,由不得黄楚樵了,除了将船出手,别无他法。

 

  随着民生公司统一川江航业的突飞猛进,流言蜚语也接踵而至。

  “民生公司是帝国卞义公司,压迫弱小公司!”

  “卢作孚要操纵航业,垄断独吞!”

  ……

  卢作孚心情异常沉重。

  他感到有责任向公众说明事实真相。

  在《新世界》半月刊上,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文章《航业为什么要联成整个的》登了出来。卢作孚写道:

  “民生公司为了把川江华商经营的航业联成整个的,引起外间不少的误会。认为民生公司抱的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公司,要操纵航业,要垄断独吞,乃至于对着民生公司切齿痛恨。这在我们是感觉得非常沉痛的事,值得沉痛地解释的。民生公司之盼望航业联成整个的,不但是对航业界是好意,是帮助的意义,对社会尤其是好意,是帮助的意义。民生公司之合并任何轮船公司,在事实上都曾证明是帮助了他们,同时亦是自己吃亏。因为在今天以前,独立的公司曾经折本,负债,至少亦没有可*的赢余;自与民生公司合作起,直至今日止,是事实上证明有赢余的……我们最紧要的意义是帮助社会,是帮助货物的运输,十分感到安全和便利。是帮助客人的旅行,十分感着舒服安全和便利。例如下游上船的客人,向来统舱铺位不够,统舱客是散位周围走廊地板上面的,简直不是人的待遇。我们正要求各轮的统舱铺位增加到能供需要,而统舱客票亦只卖到统舱铺位满了而止。船上须设无线电机,沿途可供新闻消息,有了意外事变,亦可求得最近的公司和最近的轮船救济。船上需有急救的药物,需有可以供人读玩的图书。到了夏天,船上需有妥当的洗澡设备和电扇。这些都是帮助旅客的事体。不止这些,不过举例而已。

  卢作孚写完这篇文章,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民生公司的统一航业仍在以催枯拉朽之势前进着。并入的公司越来越多,轮船吨位不断上涨、增大。据统计,1933年和1934年,民生公司又合并了7家轮船公司,收购轮船10艘,共计3445.61吨(有2艘收购后即拆毁未计入)。这一时期,民生公司一面统一华轮公司,同时也开始着手收并军阀经营的轮船和一些较小的外籍公司。属于军阀的,有杨森、范绍增的蜀平、永年公司(挂意大利旗);属于外籍的,有英商皮托谦、意商扬子江两公司和美商美孚洋行的运油专船。英商太古公司的“万流”轮,也是收买后打捞起来的。民生公司将它改造后,成为川江最大的航行渝沪线的主力船。

  到1934年底,民生公司先后兼并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33艘,其中卖出及拆毁的5艘,加上自有的2艘,共有轮船30艘,总吨位已达11017.9吨。当时中外航商在川江航行的轮船共有58艘,总计3.2万余吨。其中,民生公司的船只已占半数以上,总吨位也已超过三分之一,航线由原来的2条,发展到9条,贯通川江以达东海之滨,长江全线的主要港口,都有民生公司的分支机构和趸船码头,成为川江航业之巨子。

 

  在统一川江航业中,卢作孚已意识到:“大至一个民族要有民族魂,小至一个公司要有公司魂,一桩事业要有事业精神。要做到这些,必须每个人都要有一种精神,一种气魄。只要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精神,那公司、事业、民族也就具有这种精神。要把这种精神贯彻到每个人,首先的问题是培养人,训练人。”他在《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一文中写道:“只要训练人成功,不要怕所创造的社会失败,即是不要怕所经营的事业失败。不管他是一个公司或是一个医院,只要人成功,一个公司偶然失败了,会有若干公司成功;一个医院失败了,会有若干医院成功。”

  他在民生公司正式提出了“民生精神”:“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民生精神其实就是民生魂!

  为把这一精神贯彻到每个职工的心里,烙入脑子里,卢作孚把民生精神写在墙上,印在职员的床单上,刻在茶碗上……凡是民生公司的轮船所到之处,民生精神就传播到那里。

  为更响亮地提出民生精神,卢作孚提出了与之相应的口号:

  “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

  “公司问题职工来解决,职工问题公司来解决。”

  “捏紧拳头,裹紧肚皮,艰苦创业。”

  卢作孚已将民生公司拉入正规化轨道。他原先构想的各种宏图已一一化成现实。短短几年间,卢作孚在群雄纷争的川江上很快形成了一统航业之局面,令人震惊不已。

 

    万里长江群雄逐鹿,疯狂的竞争,民生公司负债累累。人们预言它将

  倒闭,谁料却独领风骚!

 

  1934年夏季开始的时候,重庆有些闷热。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一年的夏天将让人感到躁动不安。

  正午时分,卢作孚来到长江边。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卢作孚陷入了沉思。

  1932年夏天,民生公司的“民主”轮,首航上海,开辟了一条民生公司的处女航线。这是一次颇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它标志着民生公司正式涉足长江中下游,参与竞争行列。

  统一川江航业的节节胜利,并没让卢作孚陶醉。他深知这仍是一个开端——就像他将每一次胜利的终点重又作为起点一样。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民生公司还不具备参与竞争的力量;当时长江航业上有四大公司: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商日清公司,国民政府的招商局(轮船公司),他们占长江航运吨位的80%左右,几乎垄断了长江航业。长江航运界流传着一句话:“太古船多,怡和钱多,日清鬼多,招商人多。”民生公司若想参与竞争,必须首先具备雄厚的实力。然而,民生公司由于连年兼并川江上的轮船公司,所有的利润均转换成购买轮船款,帐面出现亏空,开始负债经营。有人建议卢作孚先在川江上游站稳脚跟,再向长江发展。卢作孚不同意,认为时间紧迫,应走边创业边发展之路。于是,他在兼并川江航业的同时,开始向长江中下游发展。

  民主轮首航上海,是民生公司的创举,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这种喜悦昙花一现,人们很快便发觉民生公司卷入了一场疯狂的竞争之中。随着这种竞争的升级,民生公司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这个时刻很快就来到了。

  民生公司在川江上游“化零为整”的时候,还没引起外商的足够注意。到了1933年,民生公司在川江上游的航力猛增。当它占居一半数量的航次之后,外商开始注意到民生公司的胃口不只是满足川江,而是要吞下长江中、下游。1934年的时候,民生公司连续收购了几家外商轮船公司的4只轮船,引起了外商的不安,他们发觉民生公司的飞速发展对自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民生公司。

  还有一点激起外商对民生公司仇视的是卢作孚在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时的旧仇!

  太古、怡和、日清三大外国公司立即加紧了倾轧民生公司的步骤,或明或暗,或联合行动,或个别出击,采取压低或抬高运价等各种手段,以争夺顾主,打击华商,控制市场,务求挤垮民生公司。

  卢作孚记忆最深的是1925年三北公司老板虞洽卿的惨败——整整6年没有翻过身来。为提高竞争能力,三北公司独自降低了运费,因此在长江航业界引起轩然大波。外商立即作出反应:猛将运价压低四分之三!外商一个个财大气粗,亏了有各自的政府补贴,还有海轮航线的盈利可补,可三北公司就没有这些优势了。过不了多长,三北公司招架不住,屈尊求和,答应外商今后不再单独调价,6年内不在长江上添置新船。

  虞洽卿并非无能之辈,是实力雄厚的资本家,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要职,背*着蒋介石。如此人物竟遭此惨败,其他人又怎样逃脱?

 

  卢作孚从江边回到公司后,桌上的一张报纸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英文航业周报。报纸上,一行文字跳入了他的眼帘:

  “川省势力,向下游推移,直达沙市。过去川人排外之精神。或将采取中国货只装中国船之方式暴发于省外……”

  很明显,是冲民生公司来的。过去,外商一般采取的对策是统一压价,现在他们舆论先行,为的是引起华商对民生公司的不满。

  卑鄙!卢作孚心里已明白了民生公司目前的处境,颇有四面楚歌的味道。

  几天后,卢作孚发现,外商的轮船一改过去的作法,穿梭于长江之中。从船长到船员,一改过去对待乘客的态度,对客、货极其殷勤、热情,船上的各种设施也加快了改善。

  为招揽顾客,外商一致大幅度压低了票价,日清公司做得更绝,乘客可以不买票,白坐船,甚至还外加送一把东洋伞。

  货价猛跌,从上海运到重庆的棉纱,由原来的每件25元降到4元,有时降到2元;重庆运至上海的药材,由每百公斤6元降到1元;一担海带由上海运到重庆仅收2角5分钱的运费!

  外商的意图非常明显,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挤垮民生公司!挤垮民生公司就意味着垄断长江航业。

  外商还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特权,由使馆、海关出面,制造种种借口,刁难民生公司。

  1935年残雪消融之时,就有许多人断言,*经营川江航运的民生和捷江两家公司必然在这一年倒闭!

  这种预言是有根据的,当时的民生公司已是发发可危。由于连年兼并公司,收购船只,并不断地扩大对其它事业的投资,企业规模虽在迅速膨胀,而资金却是捉襟见肘。财务帐目上显示,1934年6月,民生公司的航业资产已增至416万余元,而实收股本却只有117万元。资产的增加,除历年所提之公积及防险准备等项外,厥为负债之增加。

  卢作孚焦急不安。眼下民生公司负债高达70万元,是重庆负债最多的一家企业!

  6月份刚开始的时候,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美商捷江轮船公司在竞争中倒闭了。

 

  卢作孚已经好几个晚上没合眼了。他躺在床上,窗外是无边的黑暗。创办民生公司以来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眼前……

  为实现“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谋求“全部的联合”是“整个生产运动”的目标,民生公司以“开发实业、富强国家、促进交通、发展产业”为宗旨。在创立之初,即已开始涉足航业以外的事业,随着航业的发展,更以很大的热情和精力,注目于其它实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他将民生公司开发的事业,按公司的隶属关系划分为附属企业、投资事业和赞助事业。

  民生公司的附属企业独自经营,在人事、财务、行政上统一纳入公司体制,这些企业是合川电水厂、三峡染织厂、民生机器厂和民生物产部。

  他清楚地记得1926年4月合川电水厂正式营业的情景,那时称民生公司电灯部。后来又增置设备,扩大供电能力。1930年时,又新添了自来水厂的各项设备。1932年才改称合川电灯自来水厂,是合川地区规模可观的重要企业。

  他的第二个企业是三峡染织厂,是1928年由三峡峡防局兵营的手工工场演变而来的。继后购置染织机械,开始手工染织。1930年又从上海购回电动染织机具及配套设备,招女工四五十人,同时更名为三峡染织厂。其时拥有固定资产6万余元,职工200余人。后增资至39万元,年销售额达20万。它是四川省最大的一家染织企业。

  民生机器厂是民生公司附属企业中直接服务于航业的一家,对民生公司的发展影响很大。20年代末期,重庆只有两家能够从事船舶小修的店铺,而且索价极高。船舶大修、中修必须驶往上海。为提高船舶营运效率,缩短修期,降低成本,民生公司早在1928年7月就创立了民生机器厂。创办初,只有资金2万元,车床4台,职工数十人。以后逐年增资扩建,到1935年,资产已达31万元,拥有职工273人,成为重庆最大的一家修造船厂。

  民生公司的物产部,前身是民生消费社,后来业务范围扩大到代销产品、代购物资及自购自销等等。营业额年计10万余元。以后为公司储备燃油、钢材、五金配件,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筹集黄金、外汇起了特殊的作用……

  这每一步都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每一步都注满了卢作孚的心血。卢作孚翻了个身,坐起,披衣下床,轻轻打开门,来到门前,再度陷入沉思。

  民生公司的外部投资更是规模宏大。其中较大的投资是北川铁路、天府煤矿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华通物产公司、中华机器造船厂,投资额达58万元。

  北川铁路公司投资规模较大。这是卢作孚根据四川江北县文星镇地区煤矿丰富,但地处山区,运输艰难而投资修建的。早在1924年时,就有人提出修建一条轻便铁路,邀请卢作孚同组北川铁路公司。1928年,北川铁路始动工修建,民生公司最初投资5000元。1929年筑成铁路8.5公里,开始营运。以后逐年扩建,至1936年时,民生公司共在北川铁路投资18.8万元,占北川实收资本的37%,成为北川铁路公司的最大股东。

  卢作孚在外部投资规模最大的除北川铁路公司之外,就算是天府煤矿了。它是民生公司于1933年伙同江北几家煤厂和北川公司开办的,全称为“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24万元。民生公司为取得稳定、价廉、优质的船用燃煤,逐年增加投资,到1935年底,共入股金10万元,占天府实收资金的67%。后来煤矿规模又有扩大,并与北川铁路统一经营,成为川省规模最大的煤矿公司。

  此外,民生公司还先后在重庆全盛昌商号、自来水公司、川康殖业银行、合川消费社、固陵、万县、小州煤号等12家企业投资共5.5万余元。后来又向四川水泥公司、华通物产公司。嘉陵纱厂、上海大中华造船厂等5个较大的企业共投资23万余元,占民生公司当年股本总额的13.7%。

  卢作孚除了大规模的投资外,还有一项是捐助社会事业。卢作孚规定;民生公司每年提取盈利的5%作为文化基金补助费,其中大部用于支持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和民生公司的文化教育基地的建设……

  凉爽的夏夜,微风阵阵吹来,卢作孚却打了个寒颤。

  难道人们的预言真的会实现吗?

  夜空,一块乌云在移动,但周遭的天际依然繁星灿烂。

  是一种神示。他突然想起1933年9月18日,那是一个令民生公司全体职员都难以忘怀的日子。民生公司在重庆隆重地召开了“九·一八”两周年纪念大会。全体职员在秋风中肃立,静默三分钟,默念着卢作孚亲手起草的誓词:

  “日本劫夺我四省,杀戮我人民,屈辱我政府,破坏我统一。亡国灭种,大祸已临。不谋自救,何以为人!”

  那次大会,民生公司通过了公司公约,公约规定:“民生公司职工及其家庭,永远一不为日人服务;二不售予日人任何材料及食品;三不购日人货品;四不与亲日华人为友。”

  他在事先准备好的一篇讲稿中大声疾呼:“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四省沦为异域,瞬经两载,然而寸土不复。协定已成,国耻未雪,寇祸益深。凡我国人,宁毋悲奋!纵不能出关杀贼,亦当努力图存。本公司同人,吞为中华国民,曷敢坐昧斯文?”

  卢作孚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爱国商人从全国各地致函致电重庆民生公司,表示“决不昧一时之利欲,失大义于天下”。更有许多人纷纷撰文,在报刊上抨击外国轮船公司妄图垄断中国航权的企图。

  卢作孚万万没想到,一篇文章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

  迎接挑战!民生公司开始进一步改善轮船上的设施。大部分船只将原来的统舱分成若干间,夏天空气对流,冬季保暖;不仅一等舱有浴室和厕所,就连二三等舱也有。凡是航行在长江上的轮船均安装上了无线电收发报机,随时都可以收听音乐和新闻广播,每日还将新闻摘要油印出来分送给旅客。船上还设有图书室,并备有长江两岸风光照,货轮设施也逐步加以改进。

  正在这时,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是一名叫陈既明的大学生写的。这篇文章标题《西归笔记》以醒目的大字横在读者面前,它叙述了陈既明假期从沪返川的感受。文章中写道:

 

  ……民生公司,是吾川航界之王,不,而且是中国航界之王。它营业的茂畅,发展的神速,真是意想不到。此公司,每星期都有由沪直航重庆的船。我从前几次出川返川,因为没有中国轮船可搭,只得腆颜而搭外国船。其待遇之坏处,约有下列几点:

  一、既买船票,还要买铺位,付双料价钱。(当然指统舱)

  二、伙食只有顶坏伙食,没有一点菜。(川河例外)

  三、船上的船员和茶房,都异常傲慢,因为他们有洋大人为护符。

  四、船中没有秩序,行李时有危险。

  五、设备说不上。

  上列几项,不过是举其大者。我这一次乘民贵轮,虽然过了十几天长时间,但并不觉得痛苦。一方面自然是朋友多,不感寂寞,而最大的原因,是船上的待遇很好。让我分述如次:

  一、票费不高,学生尚有折扣,而且并不买铺位。

  二、伙食还好,又有五样菜。轮流坐席,秩序亦佳。

  三、船上船员茶房,对人都很客气。

  四、统舱很有规栏,茶房侍候周到,所以不必怎样留心,东西也没有遗失之虞。

  五、设备很好,在这炎热的天气里,乘客随时可到洗澡间洗澡。

  六、没有阶级性——统舱客也可以到官舱内去玩玩。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很快便在乘客中传开了,一时民生公司名声大振,有许多旅客为等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宁愿留在旅店里多住几日。

  长江上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凡是民生公司的轮船所开的航线,必有国外轮船涉足。民生公司的船所到之处,外轮明争暗轧,拉客,抢货源,占码头,挖墙脚,所有的手段都使用上了。

  卢作孚两眼布满血丝,经常是通宵达旦,身体越来越虚弱,患下了脉搏间歇症,但他无法休息片刻。

  在这年夏天将尽的时候,美商捷江终于支持不住了这种“拼消耗的竞争”,首先是退出了竞争,继而宣布倒闭。

  捷江的倒闭,如一声警钟,重重地敲在卢作孚的心上。

  民生公司也难以为继了。帐面出现大额亏空,运费直线下落,利润寥寥无几,如何是好?公司的各种举措虽然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但疯狂的压价,造成了一个严酷的事实——赔本做生意。如此一家庞大的民营企业,又如何能吃得消!

  卢作孚唯一看到的希望是人民的觉醒。乘客自觉地不乘外国轮船,爱国的工商业者也拒绝外轮低价揽运的引诱,不交外轮运货。公司全体职员出于爱国热情,宁愿勒紧肚皮,也不让民生公司被挤垮,人们深知,一旦民生公司被挤垮,外轮很快就会抬价,到那时,长江上又是外轮的天下,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看到这种局面。

  1935年的夏天异常炎热。卢作孚的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如果再不另图他策,民生公司将会步捷江之后尘!

  一个夏末的贡皆,卢作孚约张群拜访了张嘉璈。张嘉璈此时担任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和中国银行总裁。卢作孚与张嘉璈有过一面之交,俩人虽只见过一面,但彼此间很有好感。卢作孚的为人和才学,令张嘉璈欣赏。一见面,卢作孚开门见山地谈到民生公司的困境,言及想发行债券。张嘉璈沉思良久,认为民生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可行,当即私下拍板定夺。数日后,张嘉璈约请了财团巨头们商量,他们是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还有川帮银行的巨头们。

  有张嘉璈出面,财团的巨头们慷慨应允。这样,卢作孚忙回到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决定拟将原发行50万元公司巨额债券翻一番,增加到100万,得到了董事会的支持。

  债券在何地发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人提议在重庆发行,卢作孚认为重庆不适合发行如此之大额的债券,须选在经济实力雄厚的地方。这样,公司债券最后定在上海发行。

  许多人并不知民生公司发行债券之本意,以为是为填补帐面亏空,渡过难关。后来才渐渐明白了卢作孚的真正目的。

  卢作孚带着手下的精兵强将飞赴上海。

  6月17日,卢作孚在上海首次召开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在这次会上,卢作孚拟定的100万元债券被认购一空:金城银行认购40万,中国银行认购20万,中南银行认购10万,其它5家银行共认购30万!

  公司债券顺利发行,惊动了外商轮船公司,狡猾的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闻讯,探知卢作孚醉翁之意不在酒。捷江破产,民生公司突然发行债券,很显然,是在打捷江轮船的主意。一旦卢作孚购得捷江之轮船,岂不如虎添翼;

  英商太古公司先下手为强,忙与捷江相商,准备认购其全部船只。
--  作者:小文
--  发布时间:2006/11/9 9: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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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争雄长江...3

  这时,招商局从中又插一杠,争购捷江轮船。

  在这场争购战中,卢作孚与太古和招商局均打了个平手。民生公司以65万元的价格,购得捷江7只轮船。捷江公司的大买办童少生,也随这批船进了民生公司!一份资料中称:“下人说,卢与童事先有秘密君子协定,致使民生公司在买船时没有吃亏;有人说,卢看中了留日的童少生的才干,并且无偿地为童付清了所欠的2万多元私债。情况如何,可能永远弄不清。童少生进民生公司后,就立即被委任为总公司四大处之一的业务处经理。”

  争购战中,卢作孚又胜利了。

  卢作孚感慨万端地阐述了这一胜利的目的所在:

  “……此次,本公司全体员工咬紧牙关,捏紧拳头,终于渡过了难关,而且,捷江公司的7只轮船,马上就要挂上我们民生公司的旗帜,这是一次胜利,很大的胜利。但是,如果仅仅从公司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那未免太狭隘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呢——”

  卢作孚就是这样,他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更深一层。

  “这块匾上,寄托着民众的期望——挽回航权。他们为什么在我们公司成立纪念日赠送我们呢?就是希望我们时刻牢记这四个字。我国航权外落,已经多年了,江上跑的船,挂的大都是外国旗,似乎长江成了外国旗展览会!我们常常与海关打交道,却不能说中国话;与海关来往文书,要用洋文,这实在是一件使人痛苦又莫名其妙的事。海关巡江司的告示,明明是晓喻沿江各码头执行的,也用洋文,弄得大家看不懂。连船上称呼也古怪,把舵工叫做‘瓜六马司’,管货的叫‘太利’,这岂不成了外国人的天下,哪里还有中国味!这次外国轮船公司对我们的联合行动,胜负如何,不言自明。如何看待这次胜利?小者是为了公司图生存,大者是为了挽回航权,即使只迈出了一步,也是为国家为民族迈出的一步。因此,今天我重申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六条之规定:‘本公司股东以中国人为限’。我们合并中国公司,他们可以入股,而外国公司,一律购买,概不允许入股!以前买意大利光耀公司轮船时如此,此刻买美国捷江公司轮船也如此!将来呢?也必须如此!”

  在旧中国,卢作孚深知,实业与政治难以分割。他从发行公司债券后更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

  许是深受割据之苦,他反对军阀割据,拥护统一。由此,他认为“今天以前的统一,只是中央的要求;今天以后却变成全国的要求,而且是全国对中央的要求”。所以,他极力欢迎中央军入川,以使四川统一,进而全国统一,结束割据的局面。

  卢作孚有时也略带一分天真。

  当蒋介石的特使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时,卢作孚在北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一心多用,奇迹不断发生

 

  枫叶红了的时候,卢作孚顺江而下,前往上海订造新船。一路上,目极之处,民生公司的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卢作孚浮想联翩,这每一艘船只,都是他亲自命名的。他能一口气念出民生公司的所有轮船的名字:民生、民用、民望、民福、民治、民安、民有、民享、民选、民殷、民约、民强、民觉、民宁、民康、民主、民贵、民族、民宪、民港、民朴、民胞、民法、民意、民信、民裕、民急、民律、民联、民权、民泰、民风、民和、民聚、民来、民苏、民勤、民兴、民锋、民熙、民政、民由、民庆、民元,民本……这40多艘船只,哪一艘不是他亲自挂上的旗帜?哪一艘不是他心血的结晶!

  民主公司的船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运输任务,开拓了近3000公里的河航线……

  卢作孚双脚一踏上上海码头,就被老友们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称卢作孚在长江上创造了三大奇迹。

  卢作孚心里很清楚,大家交口称赞的三大奇迹之第一奇迹是指民生公司打捞和改造“万流”轮。

  “万流”轮是英商太古公司所有的一条千吨巨轮。那是一年多前的初春,万流轮在长寿县境内的柴盘子江段处触礁沉没。太古公司和保险行的老板心急如火,委托上海打捞轮船的权威——上海打捞公司进行打捞。上海打捞公司派出专家到实地——出事现场勘察后,发现万流轮沉没之处在险滩流急的河道中,认为无法打捞。太古公司无可奈何,只好标价拍卖。然而,并无一家公司购买。

  卢作孚得知这一消息后,亲派民生公司和民生机器厂的驾引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张干霆等赶赴柴盘子出事地点勘察。张干霆仔细勘察后认为,万流轮完全可以打捞起来。于是,卢作孚亲自出马,与太古公司交涉,以5000元的价格,买下了万流轮。

  这一举措,令航业界吃惊不小。虽然万流轮价值60万两银子,但此时却在水中,扔多少都等于是白扔。

  卢作孚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是3月8日,他与太古的老板签了约……

  5月19日,万流轮水中重见天日,并被拖到了民生机器厂,前后才不过两个来月的时间。

  民生机器厂的修造能力更是让同业者们吃惊。万流轮长206英尺,民生机器厂将其拦腰切断,接长14英尺,使它变成一只长达220英尺,马力达3500匹,航速达17海里的新船,创下了川江修造史上的新纪元。

  卢作孚将万流轮改名为“民权”。

  太古公司老板对此十分恼怒旧本人还派人到民生机器厂刺探情况。一时,航业界对民生公司的实力摸不清到底多大。

  同行们称赞的第二大奇迹,是民生公司粉碎了外国轮船公司对它的围攻。

  1935年秋天到来的时候,一场残酷的竞争接近了尾声,外国轮船公司对民生公司的围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获得进一步发展,更加壮大起来。从此,英、日等国的轮船公司再也不敢小看它,许多外国的报纸、书刊也开始注意到它,纷纷著文报道民生公司的消息。

  这一年,长江上游的大约80多只轮船中,几乎已有一半属于民生公司,而属于外国公司的轮船,只有十几只。外国国旗在长江上游已不再容易看到了。至此,卢作孚收回内河航权的愿望已初步实现。

  同行们所称道的第三大奇迹是指卢作孚独创的枯水季节三段航行。

  长江上游从每年12月初到次年的2月末即进入枯水季节。枯水季节里,水位低落。当水位降到10英尺以下时,长200英尺以上的大船就要停航;当水位降到零以上数英尺时,所有中外轮船,全部都要停航。到了这个时候,四川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要道就要断绝。在最危难的一次枯水季节里,水位竟降到零以上2英尺,所有轮船被迫停航。当时,四川的建设刚刚开始,中断运输,势必严重影响四川的建设,而民生公司也势将遭受重大损失。

  在这严峻的时刻,卢作孚赶到了重庆,与专家们一起,搞出了个三段航行方案。这个方案是根据重庆宜昌间的水位情况,险恶河段的水流情况,以及民生公司的船舶性能、吃水深浅情况,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它将宜昌到重庆一段航线划分为三段,调集所有的大小轮船,分别参加各段的航行。卢国纪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详尽地作了叙述。他说开始的时候,第一段由宜昌到青滩的下旦仓,以民福、民治、民安等轮行驶;第二段由米仓峡到万县,以民康、民主等轮行驶;第三段由万县到重庆,以民意、民享等轮行驶。客货都在青滩和万县两地经过陆上转运。这样,完全不可能恢复的川江枯水航行,终于奇迹般地恢复了。

  对于第三大奇迹,卢作孚自己这样评价道:“这一个伟大的事迹,一位船长周海清的帮助是很大的。他利用了这最枯的水位,领导了一群驾驶人员,细细地探察长江航道和一切险滩,遂使一般航运的安全也大大的进步了。”

  后人在评价这三大奇迹时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打捞和改造万流轮的经验,很难想象民生机器厂能那样迅速地在(以后的)战时承担起如此艰巨、复杂的打捞沉船和改造旧船的任务;如果没有粉碎外国轮船公司对民生公司的围攻,民生公司也像捷江公司那样倒闭,很难想象战时后方的运输将如何进行;如果没有创造出长江上游三段航行的宝贵经验,很难想象紧张的宜昌撤退任务能那样及时和顺利地完成。”

 

  卢作孚正在上海为建造一批新船而奔走时,一封电报追到了旅馆。

  电报是何北衡先生从成都发来的,透露了四川省主席刘湘即将发表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消息。何北衡在电报中还说明这是刘湘的意见,劝他不要推脱。

  卢作孚心里极不乐意。民生公司的事业正在蓬勃向前发展,需要自己,偏偏刘湘又要他当官。他毫不犹豫地回电一封,表示难以从命。

  刘湘岂肯应允?只要在报上一登出消息,还怕卢作孚不从?于是,刘湘不顾卢作孚的坚决反对,在报上将任命书发表了。

  卢作孚匆匆踏上返川之路。在重庆找到何北衡,一同面见刘湘,请刘湘收回任命。

  任命已发表,岂有收回之理!刘湘不答应。双方僵持了整整16个小时。

  刘湘的理由是:卢作孚对四川的情况清楚,早年就四川建设做过调查,著有专文专著,如《四川底新生命》、《四川人的大梦其醒》、《四川底问题》等等。这些文章,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四川建设中的要点。

  卢作孚只好勉强应允了下来。

  卢作孚就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值军阀混乱刚刚结束,目极之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这就加重了卢作孚的担子。

  卢作孚上任伊始,亲自主持拟定了“1936年建设施政纲一要”。他为四川的建设指出了三个指导原则:

  第一,必须先有明确的目的。从事建设,绝非供人观赏,而是下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上有助于使国家富强。因此,应当集中全力发展生产,以及发展与生产有紧密关联的交通。

  第二,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首先应搜集可供参考的材料,这就必须展开农业、工商业、矿产及森林资源的调查工作,展开水利建设、水力发电和矿区的测量工作,展开各个地区的气象观测工作,以及展开农业改良及除灭虫害的试验研究工作。

  第三,必须先有整个的计划。一切建设都必须在整个的计划下面进行。一方面,凡相关的事业,必须同时建设,同时经营,使有需要,即有供给。如产了多少茧,就必须缫多少丝;建设一个电厂,即应同时建设若干用电的工厂。另一方面,凡建设事业,都必须联合成一个整体,以避免相互间的残酷竞争,保障共同的利益。为了防止任何事业实行垄断,必须作出限制物价及限制盈余分配的规定。

  卢作孚正是按照这些原则,开始了建设全川的工作。

 

  1935年冬,民生公司在上海订造的轮船已达21艘。卢作孚一边着手抓四川的建设,一边加快民生公司的发展步伐,还念念不忘北碚的乡村建设运动。他现在已是一心三用。而这三者之间又并不是独立的,却是相互关联——为了整个四川的建设。它亦如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就有两个目的:一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民族航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地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写道:

  “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都是国家的根本,然而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更是建设一切事业以至整个国家的根本。在现代的集团生活没有建设成功以前,是不容易看见上面那许多建设事业的,只会看出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的关系在那里毁坏许多建设事业而已。”

  卢作孚正是依据自己的理想,去试验他的新生活。他为此在民生公司响亮地提出一个公司要有精神:民生公司要有民生精神。

  他提出两个口号:

  “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

  民生公司的一切活动,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口号的精神进行的。

  他别出心裁地在民生公司的信封背面印着“逐日应有的检讨”。检讨共10条:

  1.今天的工作尽力做完没有?

  2.每一工作,在事前确定计划没有?

  3.每一工作,在事后整理清楚没有?

  4.工作的成绩,比昨天进步没有?比他人落后没有?

  5.事务上有悬着没有解决的问题没有?

  6.有一钱一物的浪费没有?

  7.如果离开现有职务,交代清楚没有?

  8.个人的知识能力逐渐提高没有?

  9.事业得着我们的帮助没有?

  10.社会得着我们的帮助没有?

  从中不难看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要求是何等严肃、认真。为把自己的思想真正传达给公司的每一名职员,他强调:

  “我们任何活动都必须正确,……看一样东西必须正确,听一句话必须正确。正确的第一个要求是形式。正方必须每一边等长,每一角都是90度。正圆必须是正圆,从圆心到圆周上的任何点都是等距离。第二个要求是数目字。是352个人,不能说是大约是300余人;是14863元,不能说大约是万余元……”

  卢国纪回忆说:有一次,卢作孚乘公司的民本轮去汉口,与船上的服务生刘儒讨论关于改进旅客服务工作的问题。刘儒提了一个建议,卢作孚认为很重要,当即让刘儒写个具体计划来,后来公司采纳了这一计划。

  这就是卢作孚的工作作风。

  民生公司着制服上班制度,是从1933年3月21日开始实行的。制服为中山服样式,俗称为“麻制服”。

  在别人眼里,着制服属小事一桩。可卢作孚却不这样认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新世界》杂志第67期卜,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为什么要穿布质短衣——公司制服?

  “第一是要造起节约的风气。当前的社会,正在淫糜奢侈中迈进,比赛着谁的衣服漂亮,谁的衣服华贵。我们为要纠正名,另外造起节约的风气,造成功一个朴质而有意义的新社会,即从穿衣服起,去影响一切的一切。

  “第二是要表现事业精神。事业是我们这一群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而这一群人有一样的形式,一样的颜色的制服,每一个人穿起,不论他是什么职务,都可以代表整个事业的精神。这是何等的光荣!决不是耻辱……

  “要如此,才可建立公司,不致为社会摧毁。要如此,才可以影响社会,创造出现代需要的新社会。”

  卢作孚对每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从社会这个大处着眼。他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大多都刊登在《新世界》杂志上。如《快乐与痛苦》这篇文章,卢作孚是针对民生公司职工的思想品质方面而撰写的:

  “快乐与痛苦是产生于人们的感觉,尤其是产生于人们的要求,而非产生于环境或刺激。我们要求什么,什么便是快乐。相反或不同的刺激,便是痛苦……

  “人不明白快乐与痛苦的来源在自己,却每每埋怨着社会。其要求愈缩小——缩小到个人的前途,个人的装饰,个人的舒服,……其痛苦愈扩大,扩大到社会环境的全部。因此为社会的要求而工作,是非常快乐的工作……

  “个人身上是不会产生快乐的,快乐只有在社会中间去寻求……个人的活动,全为社会的感情所紧紧包围,沉酣在社会的强烈刺激当中,乃是人生无穷的快乐。在今天,不但这样的快乐需我们去寻求,这样的社会还待我们去创造。……”

  卢作孚在《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又这样写道:

  “在商品交易的市场当中,凡商品都是以价钱决定它的高低。工作亦是商品,待遇就是这种商品的价钱。不问这种工作是有意义,无意义,而问的只是月薪,地位,红余……以为这乃是工作的报酬,其实乃是错误。”

  那么,卢作孚又是如何认识的呢?“工作的意义是应在社会上的,工作的报酬亦应是在社会上的。它有直接的报酬,是你做什么就成功什么。你要办一个学校,就成功一个学校;要修一条铁路,就成功一条铁路;这便是直接的报酬,是你的成功在事业,帮助却在社会上。你成功了一个学校,帮助了社会上无数读书的小孩子,或培植了社会上无数需要的人材;你成功了一条铁路,帮助了无数的客和货,帮助了生产建设或文化传播,这便是间接的报酬。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的报酬!……一点儿月薪、地位……算得了什么……”

  卢作孚的见解是深刻的。他的目光永远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总是深入其里,看清事物的本质。因此,后人在评价一代船王卢作孚时,有的人冠以“文化船王”之美称。

  当1935年底,国民政府通过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向法国借款修筑成渝铁路时,正准备造船装运筑路器材。卢作孚获悉后,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他不能不担心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插手川江航运,从而会成为民生公司发展中的劲敌。于是,卢作孚一面通过政学系向蒋介石说项,民生公司愿意低价包运全部筑路器材,并请贷款添造新船;另一方面卢作孚又以聘请顾问作为晋礼,拉拢宋子文的心腹韦焕章,使其向宋子文疏解。宋子文考虑包给民生公司比自己造船合算,遂同意贷款160万元。

  卢作孚获得这笔贷款后,新造4艘大型轮船,既发展了自己的船队,又避免了新添竞争对手。事后,民生公司特聘宋子文、胡筠庄为常务董事。

  1936年3月15日,民生公司举行了第十一届股东大会,改选了董事会,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交通部长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训康银行总经理康心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各路头面人物当选为民生公司董事。后来,上海青帮的另一个鼎鼎大名的头子黄金荣也加入了民生公司董事。“这是为了适应旧中国复杂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而采取的措施,自然,这些显赫的要人对民生公司也不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危机也悄悄潜伏进公司——中国官僚资本集团开始对民生公司起了觊觎之心。”

  卢作孚的名言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1936年4月13日早晨,蒋介石在宜昌乘民生公司的民主轮第一次入川。航行4天,于4月16日午后抵渝。

  蒋介石一上岸,大声吩咐身边的随员:

  “奖给这条船1000块!”

 

  1936年底,民生公司召开了10周年纪念大会。卢作孚10年的苦心经营,逐渐改变了初期资金微薄、船只少、航线短的劣势,在航商如林、竞争激烈的川江,先后兼并了24家中外轮船公司,收购大小轮船44艘,已是拥有45艘计19817吨位的航运企业。

  在民生公司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张图表,它将民生公司10年的发展情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鞭炮和欢声笑语中,卢作孚再一次眺望着嘉陵江——民生公司的发祥地,他的眼眶有些湿润……

  多年以后,当航业史学家们回头总结民生公司的成功时,对民生公司确立巨大优势的种种因素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史学家们认为。一是社会舆论上的优势。民生公司以爱国企业自评,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帝爱国运动,并在自己的企业中采取措施,消除封建的洋行买办的各种影响,树立起爱国企业公司的人事制度和它在职工中大力灌输的“民生精神”,造就了在文化素质、技术素质和BK&素质上,都优于其他公司的职工队伍,从而有利于推动企业经营走向现代化,和企业素质的全面进步,推动民生公司生产力的发展,成为长江航运事业中的一支有生力量。三是民生公司拥有一支庞大的川江船队。1936年时,民生公司在川江上1000多公里的航线投入了它全部运力约36.4%,计7000多吨的船只。假如把行驶渝沪和季节性航行川江的运力分别按照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三折算计入,则达11600总吨,占公司运力的57%。从下面这份比较表中可看出民生公司的实力。

 

           几家航业公司宜渝线货运量比较表

 

  年份 货运量  合计  招商  太古  怡和  日清  其他

  1934  吨  116657     14532  10267  1923 89935

      %    100      12.5   8.8  1.6  77.1

  1936  吨  194316     36034  25321  17341 115620

      %    100      18.5  13.1  8.9  59.5

 

  表中“其他”一栏,即包括民生和捷江两家公司,这是川江下段投入运力最多的两家。当1935年民生公司收购了捷江的大部分船只后,则主要是民生公司所占的额份。到1936年,在川江宜渝段,太古、治和、日清3家运量的总和只不过占总数的45.5%,而民生公司则占一半以上。这说明民生公司的绝对优势是无可争议的。四是民生公司建立起遍及川江的经营网。在川江上至叙府下迄宜昌,旁及支流的嘉定、合川、邓井关,当时凡能通过轮船的地方,都有民生公司的船只航行。而且在某些航线上还享有专营特权,其他公司不得染指。民生公司在川江经营的航线,计有短途线4条,即渝合、渝涪、渝万、沪(县)邓(井关);长途线3条,即渝叙、渝嘉、渝宜。民生公司于叙府、宜昌设分公司,万县、沪县、涪陵设办事处,奉节、江津、嘉定设代办处;在重庆、长寿、涪陵、万县、宜昌、江津、淞溉、合江、沪县、叙府、土沦、白庙子、合川、北碚等处设有码头趸船,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营网,其机构之健全,码头设备之密集完备,即使是4大公司也远不能及。五是民生公司船舶设备良好,技术先进。民生公司的前期,船舶增加是以收购其他公司的残旧简陋船只为主,是数量上的增多。自从1933年改建了万流轮(民权)后,使之成为川江上最大的一条船,便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也逐步地改变了船舶技术设备落后状态,开始建立起一支数质俱优的新型船队。1936年底,民生公司先后新建适合于不同航线的大小轮船14艘,改建3艘,其中千吨以上和接近千吨的8艘,500吨左右的9艘,成为船队的骨干,形成公司在船舶设备和技术上的优势。六是民生公司具有独立的船舶维修能力。民生公司设有自己的民生机器厂,除大型轮船的建造需要依赖外力外,公司船舶的施救维修,配件,技术改造和小型船舶的制造,约有一半左右为民生机器厂担负。既为公司提供了价廉、及时的修理服务,也免受外力挟制,这对于保持船舶完好的技不状态,提高船舶营运率,以及促进船舶技术的全面进步都有很大的好处。这些条件,任何公司都不具备。

  如此,民生公司对川江的垄断、迅猛发展也就不足为奇。
--  作者:小文
--  发布时间:2006/11/9 9: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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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水上狼烟...1

    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长。宜昌大撤退,被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

  刻尔克”

 

  1937年夏,国民政府选派几位实业界人物去欧洲考察,卢作孚是其中之一。他安排完建设厅的工作,制订了民生公司的新规划,经南京到上海,准备从上海启程去欧洲。

  这时,从东北传来了举世震惊的消息: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7年7月7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向驻守在北平的宛平县城29路军不宣而战,抗日战争爆发……

  仲夏的上海,抗日的热情如同火山爆发。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处都是抗日的呼声。卢作孚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值此民族和国家危难之际,作为炎黄子孙,岂能安眠?他毅然放弃了去欧洲考察的计划,准备投身抗战。

  面对战争,卢作孚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这时,卢作孚突然收到一封南京来电——国民政府邀请他前往南京帮助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卢作孚毫不犹豫地赶到南京。到达的当天,他即电示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7月20日,卢作孚正在草拟动员计划,忽又收到一封急电,电报是从北碚发来的,内容令卢作孚焦急不已:母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

  秘书问他是否订回乡的船票。

  卢作孚表情严肃而又痛苦地摇摇头。

  草拟总动员的计划正在他的指导下紧张进行,离不开他。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自己岂能在此时离开。自古忠孝难两全!

  他留了下来,又埋头工作之中。每天除从电报上了解母亲的病情外,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将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

  3天后,他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才匆匆飞往重庆,赶回故乡。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他又匆匆地飞回南京。

  卢作孚万万没料到,短短数日,平津沦陷,华北大部相继落入敌手,而上海方面的告急文书不断地向南京发来……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了。卢作孚立即电示民生公司: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

  在重庆,一些人对民生公司表示忧虑,认为“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结束了”。卢作孚凄然一笑。4年前,在民生公司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会上,他就明确表示:“对国家:1、应作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2、应作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查一切人畜物的力量。3、应作牺牲的准备,于值得牺牲时不惜牺牲。4、应作有血性有肝胆的男儿,对于我们群众议定的公约信条及一切议案,能努力去做。”

  是考验自己和民生公司的时候了。

  8月末,卢作孚将公司所有轮船调集重庆港和万县港,准备随时投入支援前线、抢运撤退,保卫长江、保卫祖国的战斗。

  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前两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已密令各轮船公司,迅速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或者停留在香港等安全地带,以免资敌。当时开入长江的江海轮船,数量甚多,据资料统计,仅汉口原有轮船450艘,共计46282吨,至此猛增至645艘,计143790吨。后来,当南京告急时,汉口航政局会同军事运输机关组织轮船大撤退。共计退至宜昌280艘,退至长沙60艘,退至常德16艘,后又由宜昌退入川江150艘。

  各轮船公司还按照当局部署,将吨位过大不能驶入长江或航线较远不及驶回长江的船舶驶送香港或其它港口。

  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非常时期轮船转移外籍办法》,准许未能退入长江的海轮及避泊香港或在海外的商船,暂时移转中国国籍,以免被日本人利用。先后批准转籍的船舶达130艘,计14.5万吨。

 

  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阴沉着脸,抽着烟,一言不发。

  今天的会议很特别,有戎装抖擞的军人,也有身着便服的绅士。大家被通知来开会,具体内容却不太清楚,但能看出,这次会议有些异样。

  知了在树上热热地叫着,让人更加心烦几分。

  随着一串急促的脚步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

  “诸位,这位是海军部长陈绍宽将军。”

  “这位是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以鼎将军。”

  “这位是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先生。”

  “这位是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

  ……

  一一介绍完参加此次会议人员之后,主持人宣布开会。

  陈绍宽部长开门见山:“诸位,日本人不宣而战,意在亡我中华。由于敌我海空军力量悬殊,我们不得不另图他策。日本海军拥有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等各型舰只约300余艘,共计约130万吨,除战斗舰外,均加入对华作战。而我国海军仅有战舰53艘,约5.6万吨。如此,我海军舰只数量约当敌军的六分之一,吨位约当二十二分之一,以这样的劣势,既无法拒敌于海外,也不能有效地守卫长江。加上敌人空军的绝对优势,我海军朝夕难保……为防敌溯江而上,唯有消极抵制,自谋堵塞之法。然水上防御工事之建筑,并非一蹴而就,临时应变,不得不征用船只,沉入港口,及布置水雷,以为阻塞工具。”

  陈绍宽一口气说完,腾地从座位上站起:“经当局研究,蒋委员长训示,选定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时间紧迫,还望大家同心同仇,共赴国难!”

  陈绍宽坐下后,一名参谋站起来接着说道:“除了海军的舰只参加封锁长江——江阴要塞外,当局决定征用民船。这次征用民船的原则有两条:一是不能进入内河行驶的大轮,二是船龄较大者。望各位深明大义,慷慨应征。”

  这名参谋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方案,念道:

  首次调集江阴执行封江任务的商船共计23艘,计43963吨。这些船是:

  招商局7艘,计13706吨;

  三北、宁绍、天津……等16家民营航业商船16艘,计30257吨。

  参谋念完名单后,陈绍宽霍地站起:“军令如山。散会!”

  各商船主深明大义,很快将征用船只调往江阴,排成队形,有的来不及卸下船上的货物,便沉入江中。

  江阴封锁线顺利构筑成功。

  首次沉船封江,没有征用民生公司的船只。这是因为民生公司将要运送刘湘所属4个师、两个独立旅出川抗战,开赴前线。

  这是一个阴沉的早晨,重庆码头上,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一队队士兵斗志昂扬地登上了民生公司的船队。

  在汽笛声中,民生公司的船只一艘艘驶离码头,顺江而下,消失在海天一色的碧波中。

  值得往后提一笔的是,8年抗战中,川军共计6个集团军和部分独立旅,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川军的兵力约占国民政府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而运送如此庞大的部队的任务,大多落在民生公司的肩上。

  “打兵差”,过去无异于谈虎色变。船主们一听要“打兵差”,一个个敢怒不敢言,他们宁愿空跑一趟,也不愿打兵差。现在,他们心甘情愿!

  民生公司首当其冲。

  为构筑江阴封锁线之辅助封锁线,国民政府再度征用各种民船185艘,载近万立方米的石头,沉入江中。

  民生公司这次也被征用4艘铁驳,计14811吨,沉塞于十六铺,分别配置水雷,最后在长江上构成了数道封锁线。

  民生公司其余的船只仍参加抢运兵员的任务,整整两个星期,民生公司的船队在长江上川流不息,往来如梭,日夜兼程,胜利完成了运送兵员的任务。

 

  卢作孚多少个昼夜没合过眼,也记不清。他日夜趴在桌上,有条不紊地组织指挥着民生公司的抗战行动。

  枪炮声连绵不断地从远方传来,敌机终日在头顶盘旋轰炸,成吨成吨的炸弹如雨落下。直到民生公司的船只和器材全部撤退到川江后,他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卢作孚又开始了新的忙碌。

  上海失守。南京沦陷。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被日军迂回攻占。

  在这危急关头,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1日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

  临危受命,卢作孚没有推辞。他带了几名随从,在武汉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为长期抗战作准备。民族工业随之开始了大迁徙。

  长江这条大动脉成为入川的生命线。

  政府机关、逃难的人群、工厂设备涌入码头,有限的船只难以为计。

  紧急疏运任务异常繁重。

  长江航业在他的运筹下,迅速地调动了起来。他想尽千方百计,争取多抢运一些人员和物资。

  什么办法都用上了。间道转运、分段接运、水陆联运……该用的办法都用上了。

  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中央机关、公物分别由民生公司和招商局两家承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随从到宜昌后,就是乘民生公司的“民风”、“民贵”、“民政”等轮船,运抵重庆的。民生公司另外还派出部分轮船,抢运金陵兵工厂器材约2000吨至重庆。

  当时,需要内迁的工厂,多达500余家。所有的撤退迁移任务重担,压在了卢作孚一人的肩上。

  为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船只,卢作孚一面抢运人员、器材入川,一面运送兵员出川。

  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就是民生公司的轮船运送的。据资料记载:

  经民生公司运到下游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战、保卫武汉。仅一年时间,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后又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270余万!

  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争先恐后地涌向宜昌。

  宜昌一时堵塞,抢运工作异常艰难。

  接着,从徐州等地前线撤下来的大量伤员要转运入川。6月2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示民生公司:“前线伤兵,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短时内,有5000人至1万人到达宜昌,设非在宜昌每日控制1000人运力抢运,必难完成任务。”而此时,拥集在宜昌的除大量人员外,还有紧急待运的军工器材12万多吨,珍贵的航空油料1万多吨,各类公物6万吨。“可以说全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真个是“八方风雨会宜昌”。

  此时的宜昌,满地是人。然而川江天堑,滩多流急,船只吨力转小,运输力有限。按常规计算,滞宜物资和人员的运送,需要等到第二年底才能完成。武汉距宜昌630多公里,敌机频频轰炸,前有高山阻挡,后有追兵逼近,人心惶惶,秩序混乱。

  1938年9月,卢作孚这位交通部次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宜昌。望着堆积如山的物资,蜂拥的人群,卢作孚当机立断,抽调最得力的人员参加抢运。民生公司的骨干力量童少生、李肇基、袁子修、陈国光很快赶到宜昌,与卢作孚一起商讨抢运大计。

  这个周密的计划是:由民生公司领衔签订运输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参加协运。计划在40天内抢运完各种物资、人员。

  次日,卢作孚通过军事委员会驻宜昌船舶运输指挥部,召集所有需要托运的单位,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得到各方的拥护。之后,卢作孚又马不停蹄地去码头巡视了一遍,然后回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迅速召集云聚在宜昌的24艘轮船的负责人和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继续开会。卢作孚根据长江上游只有40天是中水位,制订出一套40天的紧急抢运计划,确定了参加航行的船只,定下了抢运的人员、物资数量,这个计划采用了1936年民生公司在枯水季节创造的著名的三段航行经验,采取分段航行,以最大的限度抢运。

  卢作孚的三段航行计划是:“各个交运物资的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吨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启运;其余不重要的,交由木船运输,或者等待40天后,另外安排计划运输;实在来不及运走的,甚至准备抛弃。至于什么单位的器材由什么轮船运输,则全部由我的父亲亲自分配。”卢国纪回忆说,“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必须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以争取多运物资。于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充分地利用了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据一份资料统计,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为优先抢运伤兵,民生公司调派民联、民生、民康、民俗、民贵、民风、民元等轮船,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抢运。轮船舱底装兵工器材,舱面装运伤兵,伤兵船票实行半价结算,伤兵眷属按6折计算。仅1938年抢运入川伤兵人数即达1万多人。

  为抢救难区儿童,中华慈幼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难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送到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

  由于川江航道特点,当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就先装好船。每当傍晚,当民生公司的轮船返回宜昌时,轮船待装,驳船集载,港机起吊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入夜,轮、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交相辉映,装卸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敌人的力量”。

  经航运界的共同奋斗,终于在预定中水位的40天内,将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及陕酉、南京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胜利结束了战时宜昌抢运最紧张的一幕。

  整个宜昌撤退中,抢运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器材的担子完全是由中国轮船承担的,其中,民生公司负担了90%以上!

  宜昌撤退运输的重要意义,当时曾被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刻尔克”,而“中国的顿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顿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美国)还要艰苦些”!

 

    发展后方水运,开拓战时交通;再度赴难,改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卢作孚站在船尾,望着宜昌渐渐地变成一抹云烟时,才转过身来,江风扑打着他那身粗布制服。他抬起头,望着风中猎猎的民生公司的旗帜在飘扬,仿佛在与他神秘地交谈。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完成后,1000多名川江水手给国民政府参政会写信,那发自肺腑的声音再次在他的耳边回响:

  “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了,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民生公司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轮船经常被日本飞机炸沉,更让卢作孚沉痛的是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战!

  卢作孚的心情异常沉重,尽管他留给日本人的是一座空城。宜昌那山呼海啸的人群,堆积如山的物资仍在他的眼前晃动。他不敢再去想象宜昌,假如——他有更多的船,有再多一点的时间,他决不会在宜昌留下一草一木。

  太阳悄悄地爬了出来,把江水映得一片血红。

  这时,担任警戒的船员一声高喊:“敌机!”

  卢作孚向天空望去,一群苍蝇似的黑点开始放大,日本人的飞机追来了。

  大副拉响汽笛,向船队发出警报。

  一名船员冲了过来:“总经理,快到舱里躲躲!”

  卢作孚没理会,两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的轰炸机群。

  轰鸣声越来越大,几架日机气势汹汹地向卢作孚的这艘轮船扑来。

  日机飞得极低,像一片乌云一样压来。

  卢作孚没有动。他知道,船上没有防空武器,只能躲着航行。当日本人的飞机快要投弹时,他大喊一声:“刹车!”

  炸弹在船头掀起几股十几米高的水柱。

  敌机一看没炸中,在天空盘旋了一圈又绕了回来,向轮船俯冲扫射。

  轮船时而加速,时而紧急刹车,躲闪着敌机的扫射。

  几串机枪子弹还是打到了船甲板上。

  敌机正想再次袭击船队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出现在天空,敌机一看不妙,赶紧稀里糊涂地泄掉炸弹,拉起机头开溜了。

  卢作孚再看江面,有几只木船被炸碎,还有几只在起火燃烧。

  脱险的船员奋力地向岸边游去。

  卢作孚的这条船上,有名船员也受了伤,正在包扎。他跑了过去,关切地问道:“伤势重吗?需要送上岸抢救吗?

  受伤的船员忍受着剧痛,强作笑容地摇摇头:“不要紧,擦破了点皮。”

  卢作孚低头仔细一看,血从受伤船员的大腿处渗出,染红了他身下的甲板。

  “谁有烟?”卢作孚问道,“给他一支烟抽。”

  人群中有人递过一包烟。

  卢作孚要了火柴,划着,为这名受伤的船员点了支烟。

  “挺住,很快就会到家。听口音你也是合川老乡啰!”

  卢作孚坐在这名受伤的船员身边,开始拉起了家常。

 

  1938年底,卢作孚回到了久别的重庆。一下船,他就惊讶地看到,重庆人口爆满,各种方言在这里汇成了一条方言的河流。六七百万人迁移到四川,重庆猛增至100多万人。交通拥挤,住房紧缺,许多人露宿屋檐、街头巷尾。

  必须赶紧疏散难民。这个念头在卢作孚的脑子里一闪,定格了。于是,1938年冬到次年春,民生公司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疏散难民。

  战时的交通运输难题又摆到了卢作孚的面前。船只不但不够用,更主要的是柴油紧缺。民生公司46只轮船中,有32只是*柴油为燃料。我国不能生产柴油,全依*进口。战争爆发后,运输线被切断,柴油没有了来源。幸亏卢作孚早有预料,在武汉撤退时,收集购买了4000多吨柴油,可是宜昌撤退耗去了一半,剩下的燃料只够使用半年时间。如果不早图他策,半年之后,民生公司的轮船将全部停航!川江这条战时的大动脉将不能流动,这势必影响到抗战的进行。

  卢作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极早地预见到必须建造~批新的烧煤船来替代以柴油为燃料的船。

  卢作孚的远见卓识,总是一般人无法相比的。早在南京、武汉撤退之前,他就购买了2000多吨五金器材,尽管数量并不大,但还是很可观的。因为这批五金器材可以暂时满足民生公司船只的维修,若建造新船就远远不及了。于是,在宜昌撤退时,他又极早有预见性地收购了一批马力小、性能差的小船达60多艘,准备利用这批船只来进行改造,以解决钢材不足的难题。

  卢作孚一面组织民生公司向四川各地疏散难民,一面加紧一改造轮船的工作。

  改造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民生机器厂的肩上。民生机器厂在战前是个不大的修理船舶厂,但对改造旧船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1933年打捞“万流”轮后,改造成功,取得了宝贵经验,开始对不适于川江航行的船只进行拆毁、改造。

  这次工作进展速度极快。短短几个月,一批改造的烧煤船就投入了运输的队列。紧接着,民生公司又开始了新船的建造。

  第一批新船的建造计划是,建造15只中型的烧煤船,两只吃水浅的柴油船。

  为实施这一计划,民生机器厂在卢作孚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扩建。

  为适应战争的特点,卢作孚指示民生机器厂“向地下发展,向四处疏散”,以便在战时能正常工作。

  宜昌沦陷后,切断了四川通往湘境的交通运输线。中国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成为唯一与国外沟通的运输线。

  川流不息的汽车队在滇缅公路上蠕动,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各抗日前线。但是,四川却没有通往云南的公路。

  卢作孚决心修筑两条公路,以解决战时的紧张运输。

  第一条公路是从三斗坪,经鄂西山区,入湘境,使之与长江上游的航运相连接,形成一条水、陆联运线。

  第二条公路是在川南,从泸州,穿贵州西北部,直抵云南囗益,同样是一条水陆联运线。

  这两条公路在极短的时间内抢修完成,被称为抗战时期的两条大动脉、在这两条大动脉上,国外的援助源源不断地送到大后方,又源源不断地送到各前线。

  到1939年夏末,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德国占领波兰,迫使英法对德宣战,德军已陷丹麦、挪威,占荷兰、比利时,横扫法国。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遥相呼应,向东南亚各国虎视眈眈。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了滇缅公路,卡断了中国唯一可接受外援的生命线。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依*大后方的物力来维持抗战。

  交通运输问题更加突出,必须尽快地建立四川的公路网。

  任务,再一次落到了卢作孚的肩上。

 

  倾盆大雨中,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一处简易的工棚前。从车上跳下4个人来,踩着泥泞,进了工棚。

  “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人披着雨衣大声问道。

  “交通部卢次长来视察川中公路。”司机大声答道。

  “什么?”

  司机不耐烦地重复道:“卢次长来视察。”

  问话的人是工段长,他半信半疑地上下打量着,竟一时不知哪位是卢次长。

  卢作孚掸了掸身上的雨水,问道:“这里有技术人员吗?”

  工段长这才缓过神来,判明问自己的就是卢次长,忙答道:“有,有一名工程师。”

  “可以请他来一下吗?”

  “可以,可以。”

  工段长返身钻进雨里,不一会领来一位40多岁的戴眼镜的中年人。

  “你就是这儿的工程师吧,请坐。”卢作孚待工程师坐定后说,“这条公路直接关系到战争的需要,非常重要。必须拟订一个计划,在最短期内建成通车,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必须完成。”

  工程师点了点头:“请放心,卢次长。”

  “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得——”工程师还未说完,卢作孚一挥手:“3个月怎样?”

  工程师想了想:“差不多。”

  “只能3个月,一天也不能推迟。”卢作孚斩钉截铁地说完,一抬手:“走!”

  工程师和工段长忙上前拦阻。

  “不行,天黑了。前面的路不好走,又下着雨,太危险了。还是请卢次长明早走吧!”

  “不要紧。”卢作孚笑了笑,“只要有路基就能通车。”

  工段长一看挽留不住,只好说:“那就派两个民工来帮你们领路。要是遇到困难,也好招呼民工帮助。”

  “这样也好。”

  卢作孚冒雨驶上了荣县的路途。此时,天已漆黑一团。

 

  正当卢作孚忙于建设四川公路之际,又一项艰巨的任务正等着他去受领。

  在战时,许多任务没有回旋的余地。卢作孚突然接到了国民政府的任命,任命卢作孚为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消息来得异常的突然。国民政府没有征求卢作孚的意见,就把任命在报上公布了。

  卢作孚凭直觉就判断出:大后方出现粮食危机。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足以说明粮食危机已威胁到抗战。

  再度临危受命,卢作孚毫不犹豫地赴任了。他用了“仅仅两三个星期,就形成了从上到下的整个粮食管理体系。与此同时,他还以最快速的行动,对粮食供应作了全面的调查了解。他发现造成粮食供应不上的原因,既不是由于灾荒引起的粮食减产,也不是农村缺少粮食,而是层层官吏只知道贪污受贿,没有办法将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广大农村地区的粮食运出来,集中到城市。很清楚一问题的症结,乃是一个运输问题……”

  原因找出来了,卢作孚又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一个运输粮食的“几何计划”。

  所谓“几何计划”是:“把各个没有公路的偏僻地区的粮食,首先用人力运送到邻近的公路或水路边上的一些特定的点或特定的地区里,集中起来,然后又从这些公路或水路边上的点或地区,用汽车、板车或船只,将集中起来的粮食,转运到重庆周围以及各个交通要道上的县城的政府粮仓中。这样,就将复杂万分的粮食运输问题,缩小到易于管理的最小范围,变得简单明了了。”

  一场粮食危机,卢作孚只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消除了。

  后人在评价卢作孚的这一贡献时说:“其在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撤退的‘奇迹’相等,并且是以同样有效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

  当一车又一车、一船又一船的粮食,从四面八方汇集,又一批批地运送到抗日前线时,卢作孚站在高滩岩上问道:

  “你们说,世界上最香的是什么?”

--  作者:小文
--  发布时间:2006/11/9 9: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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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水上狼烟...2

  望着长龙般的运粮车队,人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稻香!”

  大家会心地笑着。卢作孚也笑了。但大家发现卢局长的面色苍白,用手捂着胸,几乎就要倒下去了。

  紧张的工作,频繁的敌机空袭,严重地摧残了卢作孚的身体。他的脉搏间歇症复发并加剧了,时常出现身心衰竭。他不顾医生的警告,一直带病奔波,最后严重的脉搏间歇跳动,使他昏倒了,被送进了医院。经检查发现,他不仅心脏病很严重,而且双肺的肺膜破裂。他冒着生命危险,只在病床上呆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又投入了工作,这次,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来指挥了。

  1941年冬,卢作孚的病情再度恶化,民生公司在歌乐山上借了一所金城银行的房子,开始强迫他接受治疗。

  他没想到,这一病竟长达6个月!

  6个月,卢作孚的身体在休息,但他的心一直挂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民生公司的船一只又一只被敌机炸沉的消息,使卢作孚那颗心越来越沉重……

  令卢作孚不安的是,官僚资本对民生公司悄悄地生起了吞食之心。卢作孚眼前又浮现出1938年时的一幕:国民政府以统一调配,便利抗战运输为名,准备下令民生公司将全部船只交由军政部掌管调派,企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吞并。卢作孚得到这一消息后,先声夺人,抢先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个运输计划,主动提出承担包运所有的撤退物资,运价按平时商运价的十分之一计算,并在5个月内把积压在宜昌的8万吨兵工军需器材物资全部运离宜昌。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张嘉璈向军政部长何应钦陈说利害,才使当局改变主意。

  当1939年民生公司的资产增至700万元时,孔祥熙、宋子文都想用大量投资的办法侵吞民生公司。孔祥熙暗地指使中央信托局出面,要出资占有股份的50~60%;宋子文也暗示,他所控制的中国银行也要投入60%的股份。卢作孚既要依*他们的支持求得发展,又不愿让某一势力控制,于是他通过政学系首脑张群游说孔祥熙,示意不宜直接插手地方企业;又活动陈果夫、陈立夫门下的干员钱新之出面扬言,民生公司是交通运输业,投资不能没有交通银行的份。从而形成了政学系、孔、宋、陈在对民生公司投资上的僵持局面。最后以撤销增股,代以发行公司债券了结。由17家银行认购700万元的公司债券,从而形成了一债多主。互相牵制的局面,避免了孔宋财团的吞并。

  但是,孔祥熙并没善罢甘休,想以暗中收买股票的办法控制民生公司的股权。但卢作孚对公司的股票转让有着严格的控制。孔祥熙的意图终于落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偏安四川,川江成为国统区交通运输的主干。而执川江航运牛耳的民生公司的地位也益显重要。由于卢作孚深谋远虑,民生公司同当时中央和四川地方各派势力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官僚资本集团虽然对民生公司垂涎三尺,也不便一举吞并。而民生公司既要求得政府当局的支持和资助,又要防范被鲸吞。而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卢作孚周旋在中央财团与地方势力之间,变不利为有利条件,不仅维护了企业的独立存在,而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民生公司在战前即已垄断川江,但战前经营的航线仅限于四川境内及渝叙、渝沪两条直达航线。沪战爆发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及后方的需要,又开辟了30多条长短航线。这些航线是:

  为疏运上海、汉口、宜昌西迁人员、物资,开辟了长江中、下游及汉湘、宜湘、宜渝分段运输航线12条;为适应战时后方交通需要,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开辟航线6条。

  此外,卢作孚审时度势地派轮对金沙江、乌江、赤水进行了考察和试航,为轮船运输开拓了新航线。在其经营航线的港口,设置了办事机构和夏栈设施,组成了战时后方的经营网。

  民生公司在扩展后方航线的同时,为了解决进口货源骤减,船用器材奇缺的困难,凭借自己的技术力量,研制船用高压水管锅炉,自制船舶配件,以替代进口产品;以木代钢制造木壳机动船;就地取材,试验代用燃料以及其他船舶技术改造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维持了一支有效的运输船队,并不断发展壮大。

  多年后,当人们重新审视民生公司的战时发展时,不仅解开了民生公司在战时如何发展的谜团,也对卢作孚的经营方法作出了准确公止的评价——

  民主公司在后方营运中,承担了大量的公差运,所收运费极低,航运收入剧减,1939年第一次出现帐面亏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而未能扭转。

  那么,民生公司又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能飞跃发展呢?

  表面上看,民生公司一方面出现帐面亏损,而买质上民生公司又在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据统计,先后在48个企业投资,投资额达140万元(战前货币未贬值时)。投资总额占股本的比重,1939年为25.6%,1941年为56.%。投资的范围之广是一般的企业无与伦比的。这恰恰应验了卢作孚“将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络”的设想。

  战时,中国几家大的航运公司如招商、三北大都萎缩,只有民生公司才得到迅速发展。这与卢作孚的经营管理思想是分不开的。《中华水运史》评述道:

  “民生公司主要之业务本来在川江。国府西迁,川江运输繁要几倍于往昔,民生公司以保有多数之内河轮船,适应急切环境的需要,业务进展,自非其他公司所能及。

  “民生公司轮船在抗战初期未被征用,而在沪轮船亦于江阴封锁以前驶入长江,产业保全毫无损失。

  “长江中下游轮船自京沪武汉撤退,均感流亡之苦,民生公司得以廉价收买,增加它的运输力量。

  “陪都人才荟萃,民生公司大事罗致,内外管理亦多改善,以上各项,时势人谋兼而有之。”

  这一评论是中肯的。但所述多在“时势”,而在“人谋”方面,卢作孚煞费苦心。

  战前,民生公司每收并一家轮船公司,即是增加一次股本。其在开办以来至1945年的20年中,到1937年增至350万元时,增资的方式除在接收船产时以产抵资外,还有者股增值、招募新股和发行公司债券。1937年增资时,以1936年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以前入股为时限,老股股本分别按100%、80%、60%升值;1939年扩资时,老股又升值50%。其实质固在增股扩资,同时也是对老股进行利润的再分配。而扩招新股的对象则主要是面向银行资本家。1929年以前,官僚、地方约占全部股份的50%,1936年后,逐渐降低,1936年、1942年、1945年分别递减为30.7%、23.4%和17.2%;资产阶级股份分别为29.7%、54.4%和63%,其中银行资本由1936年的3.2%激增至1945年的39.2%,近40%的股权掌握在仅占股东总数的1%左右的14家银行的手中。这一情况表明,历次扩股使民生公司股东的社会结构逐渐由地方官绅转向城市资产阶级,并且股权日益集中于金融巨头。股本结构向城市工商业和银行资本转移,可以为公司的资金调剂带来极大便利。

  发行公司债券是民生公司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继1935年发行100万元公司债券后,1939年为避免孔、宋财团吞并,改为发行700万元公司债券,17家银行认购,年息6厘,10年还清。卢作孚利用这笔资金,除付清购买船只及其他用途的款项外,跑买了大量的五金器材及原材料。熟悉经济的人不难看出,这笔公司债券贷款,贷期长,利息低,随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到偿还时,只需以原购进的一小部分实物即足清还全部本息,这等于白白地获得一笔巨额资金。

  此外,民生公司还同各家银行建立了广泛而经常的借贷关系。1941年到1945年,先后向“四行二局”(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邮政汇业储金局)贷款10次,以低于一般银行利息一半以下的低息,共计贷款5.28亿元(折合战前币值170多万元)。借期短的3个月,长的达4年。借款抵押,除部分是船产等实物外,许多却是“不实之物”。如1941年两次贷款共500万元,借款用途是购买油料。五金及添造新船,而契约中的抵押品则也是“借款所购油料五金”和“可能添造之新船”;1944年至1945年向中央银行3次贷款共4.65亿元,则是“库拨补贴”作抵。这种借贷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银行在民生公司占有巨额股份以及卢作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不会建立起来的。

  卢作孚还以民生公司修复被炸受损船舶及补贴公差亏损的名义,向政府申请了巨额补贴,自1941年至1945年,8次共获各种补贴折合战前币值280多万元,另获补贴美金7.45万元。

  当然,民生公司获得发展的因素远不止上述这些。如扩大提留基金,紧缩企业开支;灵活运用资金,保持企业后劲等等。

  “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没有这些牺牲,也就没有这些创造,也许不能造成战时的那种局面。”徐盈这样评价道。

 

    卢作孚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全色海岸……

 

  歌乐山离重庆市区20多公里,终日云雾缭绕,松涛声连绵不绝。卢作孚刚搬到这里时,很喜欢这里的幽静环境,但时间一久,它的景致再也提不起卢作孚的兴致。1941年冬天,卢作孚害了一场大病,后来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又开始了奔忙。谁知不久后,他的病情又迅速恶化。为彻底治疗,民生公司向金城银行借了歌乐山上的一所房子,迫使卢作孚搬来静心养病,接受医生的治疗。

  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又岂能安度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于是,他的病房又变成了办公室。

  虽说是治病,但公司的文件还是一份又一份源源不断地送到他的床头,经他一一批注后,又一份份发出;电话铃声不绝于耳,每日会议不断。公司为此下了一道禁令:一般人员禁止打扰,一般的文件、电报禁止送来。可卢作孚不同意,但又执拗不过,只好同意每天在床头召开一次公司高级领导会议,处理极少重要文件。

  卢作孚在担任了一年的全国粮食管理局长后,辞去了一切官职,只担任民生公司的职务。这样,他才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事业上来。这段时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

  卢作孚对读书的喜欢程度超过了一般的读书人。当初他在建设北碚图书馆时,借阅须知就是他自己亲手起草的,并附在每本图书的背唇。他以“书”的自白口吻写道:

  “一、请勿用龌龊的手拿我;二、勿使我被日光晒着雨点淋着,我同小孩一样,那些都是容易使我受病的;三、请勿用笔在我身上批字或作各种符号;四、勿将我的身体夹垫你的手臂;五、你读我未完而停止的时候,可用书签夹在我的身上(就是停止的篇页上)认为标记,切不可将我折角;六、勿把我放在不洁净的地方,望你时刻保持我的清洁;七。你不读我的时候,应立刻把我还给图书馆,因为我等着还要去会许多朋友,切不可把我幽禁在你的屋子里。”

  卢作孚对读书有自己的深层见解。一名叫刘同仁的职工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每日给半日的读书时间。卢作孚回店时这样写道:

  “当此全部事业万分紧张的求前进之日,吾辈何忍以最少半日以上读书?最好办法,工作时间仍自己作,需要参考图书则尽量参考图书;工作以外,苟有时间,不拘多少,皆以读书……上作系经验,读书所以整理经验。即就个人立场说,亦不可重视整理,轻视经验,而况社会问题比个人问题更迫切,事业要求比家庭要求更为迫切。吾辈更不可重视个人与家庭之成功,而忽略社会与事业之成功。”

  此时,他开始温习英语,构思他的文章,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图谋着民生公司的长远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感谢这场病,它给后人留下了卢作孚先生许多见解犀利的文章,是病,给了他时间。

  战争仍在继续,可卢作孚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此时此刻,他所思所想的,不仅仅是若干年后的问题,而且也是眼前的问题。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最深的苦痛,而这种苦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的肉体和精神。他不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场所谈及个人苦闷的人,总是愿意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将心事注入笔尖。他渴望理解,又常常不被人理解。

  凡是在卢作孚身边工作、生活的人,都称他不容易被人理解。就连《大公报》的记者也这么说。张群则说卢作孚的一生“有一大堆不协调”的东西。

  孙恩山于1944年在美国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他在这篇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自己的困惑:

  “中国实业界这位第一号创造奇迹的人,于50多年前出生于一个卑下和微*的家庭。当他还是20岁的少年时,他开始自己谋生。今天,作为一个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全国闻名人物,他已将他童年时期的许多事物忘记,然而他却从未抛弃他在普通人民中艰苦一生所形成的个人简朴习惯和谦逊品德,尽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起来多少有点儿不协调。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谢菲尔德进口刀*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却只放看几只晋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他那被称为家的6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但是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在回忆录中却称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住得最宽、最好的房子了”。这所房子在红岩村4号,尽管它只有40多平方米。

  1942年夏天的时候,美军司令部赠给重庆的知名人士每人一台高档收音机,卢作孚得到一台。送来时他不在家,孩子们高兴得一个个手舞足蹈,可三个星期后,卢作孚回家一看,不由分说就搬走了,送给了民生公司电台。他的这种做法,也许有人又不理解。

  卢作孚已是身兼数十个职务,除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职务外,由于民生公司投资事业遍布川省,所以,他兼任了许多分支、投资企业的董事长。但他的清贫却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他只在民生公司领取一份薪金,却养活一大家人。他在患病期间,家人曾想买只鸡炖给他吃,可家里连这点钱也没有!

  那么,卢作孚没有钱吗?应该说是有的。按当时的惯例,一般每个企业都要送一笔可观的车马费给他,外加稿费收入,为数也不少,但他将这些收入几乎全部捐献给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了。

  家人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妻子蒙淑仪一针一线缝做的。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他的家人几坐公司的船,仍然照常买票,享受公司所有职工同样的半票优待。

  他配有专车,但家人从未单独用过。

  他吃饭,照常签字,月底从公司的薪水中扣除,家人吃饭也是如此。总之,卢作孚被人称作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人”。黄炎培先生曾在一篇游记中说卢作孚“不矜夸,不骄傲,在不断地刻苦奋斗中。把他的精神分析起来,他是耐劳耐苦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又勇于实行的……”卢作孚正是以这种无私的献身精神,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1942年,卢作孚病愈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北碚的建设。这时的北碚已成为战时的后方重要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中心,这里已迁入外地各种机关100多个,复旦大学也在其中,此外还有中央研究院、国家编译局、国家农业研究所及工业研究所、国立地质调查队、国立地理研究所等。周恩来、陶行知、舒舍予、陈望道、李公朴、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领导人和社会名流、学者都曾目睹过北碚的花团绵簇、盛极一时的局面。

 

  冬去春来,卢作孚又回到了民生公司。他现在辞掉了一切官职,准备重整旗鼓。

  此时的民生公司,人员已多达近8000人,轮船吨位较之战前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卢作孚隐隐地看到,民生公司正在发生变化,准确地说是“退化”。“民生精神”在一些人身上已荡然无存,更有人趁国难当头之时,投机取巧,谋取私利。有的人是公司的高级职员,也有当初和自己同甘共苦创业的元老。卢作孚感到异常痛心。

  在一摞公司的档案里,他随手挑出一份人事档案。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历届公司董事变更表上。

  纸张有的已经发黄,字迹依然那么清晰,每个名字他都异常地熟悉,但转眼间又变得有些陌生。

  他开始一页页地认真翻阅。

  他合上卷宗,闭目沉思。良久,他睁开眼,夕阳开始西下。

  这份卷宗告诉他:自己离开民生公司7年了!

  官僚资本正是在这7年中乘机而入,并开始侵蚀民生公司的肌体。

  暮色降临,卢作孚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整天都未离开办公室。

  他出了门,向码头走去。

 

  1942年10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英政府不久也宣布废除一系列与中国不平等条约。这一消息,无疑是对长期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的鼓舞。卢作孚从这一消息里敏锐地看到了未来的憧憬,他的目光开始转向外部世界。他一面加紧整顿民生公司,一面与国外进行广泛的合作。

  1943年7月,卢作孚结识了美国水利专家滨海,并邀请滨海先生参观了民生公司、民生机器厂等。

  北碚一直是卢作孚的“理想国”,为寻求与外国的沟通,他先后邀请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英驻华大使卡尔、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赴北碚访问。

 

  1944年6月22日,美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来到北碚,在卢作孚、卢子英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碚。

  秋天到来时,卢作孚为加深与赫尔利的关系,特地送上4幅中国仕女图!

  卢作孚可谓用心良苦。显然,这时他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后人从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不难看到他对战后建设的理想。

  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中,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雄才大略的气魄写道:

  “凡盟国人民没有不希望胜利早日降临的,尤其是几千年来爱好和平、七年来忍受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不仅仅希望胜利降临了,立刻结束痛苦,恢复和平;其于和平恢复以后的国家前途,乃更怀抱有无限希望的心情,希望国家迅速建设,迅速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强有力的国家。其自力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邻的侵略,其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协力,更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国对于任何弱国的侵略。不要有下次的战争,不要有下次弱国再被侵略的战争……

  “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可以防御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

  紧接着,卢作孚又写道:

  “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事事皆系痛苦,不仅遏敌人的侵略而已。人民大多数穷困羸弱,食物营养不足,衣服洗涤更换不足,房屋空气光线不足,道路泥泞,市街拥挤,环境污秽,疾病流行,荒年饥谨,或水急骤发,流离转徙者动辄若万千户。凡此都是落后国家随时随地可以遇到的问题;其与国际密切接触,互为比较之后,愈益显著。秩序清洁与混乱污浊,高楼大厦与茅屋棚户,轻车疾驶与徒步重荷,触目皆是天堂地狱,其不平与难堪,日趋严重。唯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代替人力,以科学方法代替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运输;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以自力谋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丰裕,住室宽舒,旅行便利;污秽的环境,变为清洁,混乱的环境,变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预防天灾;有医药卫生设备,可以预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切进步到与先进国家比美;使全国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后,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国家的人一向轻视中国者变为尊敬,批评中国者变为称誉。”

  这是卢作孚在战争尚正进行中,勾勒出的一幅战后建设的美好图画。

  卢作孚对理想充满了坚定的信心:“我们国家的未来,却可以依了理想画成。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污染了的纸。我们却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丹青。因此她的美丽是完全如我们的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值得努力。而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是完全操在我们手上,只看我们的画法了。”

  卢作孚对中国未来的建设,尤其是四川的战后建设,在大量的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不愧一位名副其实的实业家。

  他在构想四川的水力资源开发蓝图时,这样写道:

  “这个地区最惊人的是它的水力。一个可能修建比美国著名的田纳西水利枢纽大好几倍的、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的地址,最近已在宜昌附近找到。……这个水坝将把水面提高160米,以产生足够的水力,发电1500万千瓦。其中一半的电力即足以解决总人口约为两亿、直径为1000英里的地区内的用电问题。另外一半电力可用来生产成百万吨的化肥,除满足中国的需要外,尚可大量出口。”卢作孚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农业。因为它将为土地的灌溉提供最丰富的水源。“必将大大提高食物的原材料的产量,并增加出口。”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势必带动工业建设。他写道:“如此丰富的廉价电力必将给予所有需要电解的化学工业和所有需要电力的其它工业以巨大的推动力。”正是由于水力的丰富,“运输和交通将能获得引人注目的改进。这个区域的所有铁路都可以电气化。水坝将使长江上游的水位大大提高,终年四季通航大海。一万吨以上的海轮可以从东海岸上溯1300海里,一直抵达重庆,使这个内陆城市变成一个海港……”

  这,也许就是今天的葛洲坝的萌芽,遗憾的是,卢作孚先生不能亲眼目睹今日葛州坝的风采。但他在几十年前就已有了预言:

  “长江三峡水电站将是最大的一个水电站,但决不是唯一的水电站,并且也不需要最先修建它。……宜昌上游沿江一带及其支流,将会找到许多适当的地点修建比较小的水电站。……一个位于灌县沿岷江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可发电82万千瓦。另一个则在大渡河与马边河之间。这两条河差不多是紧挨着并排而流,然而大渡河的标高却高得多。如果开一条隧道将两条河连接起来,将有足够的水位差发电200万千瓦。另外还有长江上游的主流金沙江,沿着西康和云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迂回流过,最后与岷江汇合。这条江的所有沿江地带都可以修建水坝,同时解决发电和航运问题。这些水电站的总发电能力如果超过巨大的长江三峡水电站,那将是毫不奇怪的。”

  许多年后,当人们读到卢作孚先生的这篇文章时,不能不拍案叫绝!

  “任何开发计划,如果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都是没有意义的。当土地本身受到自然灾害的限制或危害时,人民的生活就永远无法富裕起来。我的心中强烈地铭刻着1936年四川遭受的那一次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之一的情景。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望去,数百英里范围内,只能看到干涸的田野由于缺水而开裂;覆盖着大地的,不是新生作物的绿色,而是头一年留下来的枯死的残梗。一星期以后,我又一次飞过那片农村,景色却完全改变了!代替旱灾劫掠的,是一英里又一英里新生稻谷的美丽秧苗。雨已经下过了,人们已经播种。迅速改变的景色,使我留下一个信念:人的力量同等于大自然的力量。”

  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民生公司的艰难历程,对民生公司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宏远理想:

  “当着一般人都在高谈战后航业问题的时候,民生公司还是只忙着战时问题。……不是它眼光短浅,不能看到战后,而是它认为问题排列的秩序应该是第一为战时,第二乃为战后。它相信国家对于战后的航业,必有整个的筹划,必责成几个主要公司分担各主要航线的责任。……民生公司在国家整个航业筹划之下,也当然是主要负责的轮船公司之一。本着它战前的计划和现在的基础,扬子江上游仍应以绝对优势,保持航业上的长期和平,使不再发生残酷的斗争。扬子江中下段,它应该是几个主力中的一个主力,使足以与它的上游航业联系;沿海它也许视能力参加,以与扬子江联系。”

  卢国纪先生在回忆父亲的这段经历时,深情地写道:

  “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的战后发展制定了宏远的计划,准备从国外订造一批最新型的现代化客轮,参加长江全线航行;从国外购买或订造一批海轮,参加海洋航行,首先开办南洋航线,造较大的海船行驶香港、吕宋及南洋群岛各埠;然后开辟北洋航线行驶青岛、烟台、天津等埠;最后我们便要与列强从事海洋航业的竞争,东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飘扬着悬有‘民生’旗的海船。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制订的宏远计划并不只是为了民生公司,而是为了整个国家……”

  卢作孚的战后建设理想,正如孙恩山在《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今天,经过六年抗战之后,透过战争的硝烟,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个正在升起的新世界的广阔轮廓。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将居于何等地位?民生公司在新中国的生活中将居于何等地位?卢先生有他的理想。他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金色海岸。他注视这些地方并不只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业务上和技术上的合作,以使他为之服务并如此热爱的国家获得更大的发展。……——

  1944年10月1日,这天正好是旧历八月十五——传统的中秋节。北碚传出一个特大喜讯:卢作孚将代表中国实业界出席国际通商会议。这次会议是针对二战行将结束,安排战后经济秩序的重要国际会议,将着重讨论战后工商业的发展,包括国际商业政策、航业政策、新区域的工业化等问题。

  北碚各单位在中国西部科学院为卢作孚举行了一个联合欢送大会。

  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先生首先致欢送词:

  “在国际上,尤其是国际外交上,说话人的成份——即个人的力量,往往影响到会议的成败,所以各国选任外交官,必选在事业学术上有成就的人,说出话来才有力量。卢先生是中国一位大实业家,一手经营北碚,艰苦缔造并主持民生公司。抗战期中,无论直接或间接,对国家贡献之大,在国际上也已风闻。卢先生简色、朴素、刻苦、笃实,不铺张,不夸大,充分表现了中国事业家的风度,其气魄已先声夺人。中国工商团体的推举,确是选择得人。

  “不过在国际外交上折衷樽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今天,战事处处失利,物价飞跃暴涨,外人观感日劣,国家事实上的困难也方兴未艾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方法和他们辩护呢?中国外交上,不管代表政府或民间,都没有人民作后盾。

  章友三先生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过后,又意味深长地说:

  “今天是中秋佳节,今晨还可看见一轮皓月悬在太空。可惜现在云层大厚太密了,不能观赏,正象征着卢先生此时出国去艰巨重重。我们谨希望卢先生能够‘拨云雾而见青天’。”

  卢作孚在家乡父老的期待目光中,兴奋而又激动地致起了答谢词:

  “……我希望中国能够建成起来,先曾以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经营的试验,提出了一个理想,叫做‘将来的三峡’。最初进行起来颇困难,但毕竟能建设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尤以迁建事业机关的帮助,两三年内便完全实现了原来的理想,甚至超越了原来的理想。以这小小地方的经营,可以证明:可爱的中国是可以建设得起来的,是能够建设得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定有希望,必决定有前途。”

  卢作孚的答谢词,激起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几天后,一架美制军用运输机呼啸着冲向跑道,飞向太平洋彼岸。

  飞机上满载着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

  五位正式代表是:张公权、陈光甫、李铭诸、范旭东和卢作孚;

  三位顾问是:张嘉璈、王志莘、李国钦;

  随员是:卢作孚的秘书童少生、翻译孙恩山。

  据卢国纪先生回忆,卢作孚在这次大会上就航运问题,尤其是战后世界航运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有三点内容:

  第一,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侵略最深、损失最重的国家;我国的广大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航业破坏殆尽。要求国际组织以物资和技术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沿海和内河航运。

  第二,为了彻底消除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德、意、日侵略集团重新抬头的可能,建议同盟国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严格限制其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

  第三,为了帮助被压迫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战后消除国际上设置的各种航运障碍。

  此提案与会各国代表当即一致通过。
--  作者:小文
--  发布时间:2006/11/9 9: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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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漩涡...1

          加拿大借款造船,宋子文百般刁难

 

  这是卢作孚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随着飞机的轻微摇晃,他颇有些飘飘然了。半年的美、加考察行将结束,现在,他在飞向祖国。

  天空出奇地晴朗,没有积云,没有风,也没有气流。飞机很平稳地飞行。

  卢作孚*在舷窗边,美、加考察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国际通商会议结束后,卢作孚在晏阳初、林语堂先生的帮助下,结识了美国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罗斯福总统的秘书——中国顾问罗福林居里博士、战时生产局局长端纳·倪儿逊、加拿大政府驻美商务代表皮尔士等名人。在各位先生的帮助下,他对全美进行了参观考察。

  从西海岸到东海岸,长达万里的旅途中,卢作孚先后参观了福特汽车制造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造船厂、码头、港口设施……美国工业的发达和先进的管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美考察让卢作孚大开眼界、,但原打算在美借款造船却没有获得成功。卢作孚经一番思虑,在皮尔士的牵线搭桥下和欧德伦大使的极力举荐下,同孙恩山、童少生一起,来到渥太华。

  他拜会了加拿大总理、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政府要员,设宴款待握太华各银行巨头,不厌其烦地把民生公司介绍给这些各行各业的首脑们。

  一时,加拿大渥太华对中国这个民营企业广为关注。

  加拿大1926年才独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一方面它被垄断资本控制,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资本输出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兵工生产陡减,市场紧缩,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鉴于这种教训,二战即将结束,加拿大国会迅速通过了“输出信用保险法案”,鼓励外国在加借款订货,购买工农业产品,以保证战时经济能顺利过渡到和平时期的经济。这类输出信用借款,条件较优,承借此款的加拿大各银行由政府出面担保。民生公司很快就受到了青睐。

  卢作孚偕同童少生、孙恩山等人参观了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地的造船厂后,很快就通过皮尔士与江英格利士造船厂进行洽谈,计划以这个厂的名义向加拿大政府申请贷款,利用这笔贷款在该厂造船。

  卢作孚经过一番考察,发现这家所谓的造船厂其实是一家生产轻武器的工厂,他们只想当个中间人,贷款一到手,就请其它造船厂代造,从中牟利。

  卢作孚断然中止了谈判,决定直接向加政府申请借款造船。

  加拿大政府很快作了答复:同意借款造船,但中、加两国政府必须出面担保,承担风险。

  卢作孚认为这很好办,借外国的钱来发展民族工业,又不要自己的政府出一个子,估计不成问题。

  与加拿大三家银行的谈判进行得异常的顺利。

  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承诺,同意给民生公司贷款1500万加元,用于在加拿大订购轮船。

  条款很快谈妥,民生公司自筹15%的现金,即225万加元,其余的85%,计1275万加元由三家银行借给,年利率3%,从1951年起,分10年还清。

  卢作孚感触颇深地道:“此次北美之行,收获颇大。嗯,真想不到,欧洲一个国家还比不上我们民生公司。丹麦、南斯拉夫、匈牙利只能在加拿大借到600万到700万元,民生公司却借到了1000多万加元……”

  飞机开始下降,卢作孚突感胸中有点难受,一低头,飞机已对准了跑道。

  祖国到了。

 

  1947年3月,卢作孚由加拿大回到重庆后,立即会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国民政府为借款担保,没想到遭到宋子文的拒绝。

  宋子文说国民政府正在同美国政府商洽一笔数额巨大的借款,等到借款到手后,可以拨一部分给民生公司。加拿大的钱不必借了。

  卢作孚表示民生公司不愿加重国家的负担,只求政府作保,并说明加拿大借款的事情都已安排就绪。

  宋子文打断卢作孚的话,口气坚决地说:“加拿大的钱不必再借了。”

  卢作孚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宋子文的答复是:“政府可以担保,但民生公司必须改变性质。”

  卢作孚深知宋子文谈到政府在美国借一大笔款的事,纯属子虚乌有,纵使是真的,也不会借给民生公司。宋子文早就觊觎民生公司,企图据为已有,在整个抗日期间,从未放弃过这种野心。

  1938年底,宋子文派他的亲信胡筠庄找民生公司业务经理童少生,流露出向民生公司投资和安插人员,以达到控制民生公司的目的,被卢作孚婉言拒绝了。

  1939年初,抗战开始后,柴油进口断绝,急需改造大批烧油的旧船和建造一批烧煤的新船。由于战争,民生公司资金缺乏,准备将资本由100万元增加到700万元。

  孔宋官僚集团闻风而动,争着要向民生公司投资。

  孔祥熙以中央信托局的名义提出:至少要加入50%至60%的股份。卢作孚觉察这一阴谋后,立即先发制人,通过张群转告孔祥熙,又通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转告宋子文,说民生公司的航线少,业务困难,无利可图,又是一个纯私营的企业,这样一家公司由官方投资不适宜。

  但是,四大家族并不死心。后又采取收购民生公司的股票的办法,把民生公司的股票控制在手。于是,当时担任民生公司主任秘书的张梁任出马了。此人与孔祥熙有密切的联系,过去曾做过国民政府主计处处长。

  一天,张梁任找到民生公司财务处襄理王世均,要王世均把民生公司主要股东的姓名和所占股份抄一张表给他。王世均照办了。过了几天,他又拉王世均出去吃饭……

  这件事很快被卢作孚发觉。他立刻通知财务处,对于任何股票的过户转让,必须严加注意,不许随便买卖,一下就粉碎了孔宋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阴谋。于是,引起孔来对民生公司的报复。

  民生公司在重庆道门口有一座四层办公楼,隔壁是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孔祥熙派人找来卢作孚,提出要把这幢大楼让给中央银行。卢作孚不同意。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即以各种借口,拒不支付到期应付给民生公司的各种差运费和拨款。在物价飞涨的情形下,卢作孚深知如不同意将使公司蒙受巨大损失,只好忍痛割爱,将办公大楼让了出去。

  这就是宋子文拒绝为民生公司担保的背景。

  加拿大借款造船的事情就这样搁起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8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的一天。

  重庆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庆祝胜利的狂欢,持续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当人们从胜利的喜悦中醒过来的时候,便开始纷纷涌向港口,渴望早一刻回到家乡。

  重庆的码头,人山人海。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卢作孚像当年大撤退一样,又开始组织大输送。在民生公司的办公室里,卢作孚通宵达旦地做着一个又一个计划,指挥着一批又一批的轮船向长江下游扬帆远航。

  为迅速恢复民生公司的航运,卢作孚随复员大军派出一批民生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去建立和恢复创伤累累的原公司各港口和分支机构。

  12月1日,国民政府为统筹复员运输工作,成立了一个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卢作孚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负责重庆的船舶运输工作。

  这时,国民政府接收厂一大批日伪船只,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又拨给一大批美军剩余军舰。但所有这些船只,没有交一只给民生公司,却全都交给了招商局。一夜之间,招商局便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公司,拥有30余万吨。

  宋子文的心腹徐学禹被任命为招商局总经理。

  为挤垮民生公司,招商局公开扬言:民生公司不得插足海洋,只许参加长江航运。

  还有更为恶毒的一招:招商局干起了挖墙脚的勾当,凡是民生公司愿意加入招商局的船员,统统都要!

  此时,物价暴涨,客票上涨了268倍,货运价上涨了123倍。

  这是1946年的一个阴暗日子。民生公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江航线两天大罢工。

  曾被称为“劳资合作楷模”的民生公司被历史不轻不重地抽了一耳光。

  卢作孚真是有口难言。

  据战时重庆《新华日报》报道,由于民生公司在抗战运输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民生公司及其所属部分轮船,曾先后得到军事委员会的传令嘉奖。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对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授予一枚胜利勋章(一等一级勋章),副总经理童少生一等三级勋章!

  历史是公正的。

 

    蒋介石糊里糊涂地请了一桌宴席,卢作孚在加拿大打了一场没赢没输

  的官司

 

  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江南造船厂,停在码头上。卢作孚从轿车里钻了出来。今天他的精神特别好。

  这是1946年8月的一天早晨,民生公司的“民众号”轮船已从船台上滑到港口里,一切均已就绪,只欠东风。

  民生公司将掀开新的一页,卢作孚就要实现他梦寐以求的驶向大海的梦想。

  乳黄色的民众轮静静地卧在江水里。民生公司的旗帜和各色外国旗帜在风中抖动,五彩缤纷的纸带挂满了这艘3000吨级的轮船。

  卢作孚双眼有些潮湿,为了这一刻,他奋斗了整整20年!

  民众轮缓缓地驶向远方,驶向大海。这是民生公司的轮船第一次驶向海洋。在500海里之外的台北港,正张开巨臂等待着民众轮的到来,它将卸下卢作孚20年的希望,20年的理想,20年的心血和汗水。

  卢作孚发自心底地笑着。

  卢作孚没想到另一则喜讯接踵而来:加拿大借款造船的事情有眉目了。

  他感到有些突然。随着战后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原拟在加拿大借的1500万加元,在上涨的物价进攻下不断贬值。1945年初可在加拿大造12艘,一年半后,只能造9艘船了,白白损失3条船,约300万美元。卢作孚恼怒之极,旧病复发,数次去医院治疗。一时,社会上许多正直的人纷纷鸣不平:“宋子文气死了范旭东,气病了卢作孚。”

  范旭东和卢作孚同机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谈妥借款1600万美元,美方同样需要中国政府的担保。宋子文同样采取了拖和推的办法,就是不予担保。范旭东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自己的事业无从发展,忧愤夹击,卧床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卢作孚同张群、张公权谈起这件事时,满眼泪花:“我想不通,宋院长何苦这样挟难我?在加拿大谈得好好的事情,弄成现在这个模样。他一句话,一下子白白送给外国人3条大轮船,再拖下去,还得吃更大的亏。中国人整中国人,下狠心整!……”

  张群、张公权很是同情,表示愿意帮卢作孚一把。

  时机很快就来了。张群接替了宋子文的行政院长一职。紧接着,张群、张公权跑到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说“宋子文气死了范旭东,气病了卢作孚,卢作孚也快要死了,如果不及时处理好的话,恐怕舆论对政府不利。”这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准备打内战,撕毁“双十协定”,他需要一些有影响的人的支持,对这样大的事情当然也有所顾虑,便答应由政府担保,民生公司具文呈送行政院。

  次日,民生公司立即呈文送往行政院,只提出两点要求:

  一、政府准予担保向加拿大借款1275万加元;

  二、拨给官价外汇225万加元。

  不久,卢作孚接到邀请,“最高当局”请他吃饭。

  这一消息令卢作孚吃惊不已,所谓的“最高当局”无疑是说蒋介石要请他赴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卢作孚度过了整整一个白天。傍晚时分,他按时赴约。

  蒋介石穿着一身藏青布长衫,也许是心情还好,满脸微笑也很随和,请卢作孚入席。陪同的人有张群、张公权、吴鼎昌,这些人卢作孚都比较熟悉,他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

  蒋介石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说:“关于民生公司借款的事,”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嗯,最近行政院院务会议上已经研究同意了。”

  卢作孚很高兴,点点头道:“谢谢,感谢委员长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蒋介石依然面带微笑地说:“至于申请225万元的巨额外汇,目前尚有困难,可否由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法币16亿至17亿元?嗯……”

  卢作孚一听,心里一惊,不知如何回答为好,只好低下头,苦苦思索。

  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心里直嘀咕,心想:你不懂经济乱表态,惹出麻烦还不是我们的事。便硬着头皮向蒋介石解释道:“民生公司呈文说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担保借款,二是申请官价外汇。委座刚才同意的是担保借款。如果照官价拨给民生公司225万加元,政府将损失法币差价约17亿元。其它公司如授以为例,将增加政府不少困难。”

  蒋介石这下听明白了,知道自己搞错了,糊里糊涂地应了一句:“哦,哦……那就只办担保借款部分。”

  卢作孚心里清楚,如果自己答应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势必大权旁落,更主要的是将会改变民生公司的性质。于是,他斟词酌句地说道:

  “政府投资16亿至17亿,民生公司当然表示感激和欢迎。只是我想,这可能对加拿大借款有影响。因为我们在加拿大接洽借款的时候,曾经申明无官股,现在突然有了官股,而且比重很大,势必引起他们的怀疑,反而对借款不利……”

  张群明白卢作孚的用意,忙插话:“政府对民生公司这样关心,的确难得,刚才卢总经理说的也有道理,是情理中的事。200余万加元的外汇,我看,还是由民生公司自己设法好了。”

  “好,好……”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地道:“政府投资就不必了。”他指着桌上的菜,“吃菜,吃菜。”

  蒋介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请卢作孚吃了一餐饭。

  官价外汇没有指望了,就从市场上高价购进。

  很快,外汇凑齐了。

  1946年9月,卢作孚带着童少生、张义治、李允成、张树霖匆匆飞往加拿大,去同加拿大的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等洽商正式签订借款协议。1946年10月30日,正式协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订。国民政府驻加拿大大使刘师舜替民生公司作了担保。11月12日加拿大政府也向这三家银行作了担保。至此,全部借款手续即告完成。

  根据协议规定,船必须在加拿大制造。卢作孚在加拿大魁伯克建了一个办事处,开始与加拿大的两家造船厂——圣劳伦斯公司和台维斯公司开始洽谈。

  商场如同战场。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最后决定建造270英尺长、5000匹马力的大型客轮3只。这3只客轮分别命名为:虎门、玉门、雁门。

  建造160英尺长、2400匹马力的中型客轮6只。这6只客轮分别命名为:荆门、夔门、石门、剑门、龙门、祈门。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门”字号轮船。

  按合同规定,6只中型客轮于1947年夏、秋两季完工交付使用;3只大型客轮于1948年夏季竣工交付使用。

  这批船设计很新颖,吃水线以上的船体结构和船上的设备、用具都是采用轻金属制造。

  卢作孚仔细审查设计图纸,各种相应的设备设施都令人满意,但他发现此种轮船如在长江上游的急流中全速航行,船头有可能下倾,影响航速,可能有沉没的危险。

  承担设计的是美国纽约罗德斯公司,他们决定进行模拟试验。试验结果证明了卢作孚的意见是正确的,便立即对设计做了重大修改。

  卢作孚发现美国制造的柴油机比加拿大制造的优良,而且价格低、重量轻、零配件市场上随处可见,价格也合理,而加拿大的零配件在市场上却极难买到。于是,他又提出购买美国柴油机。两家造船公司极力反对,但卢作孚据理力争,最后,向家造船公司妥协了。

  加拿大造船开始后,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技术人员往返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为民生公司发展海洋运输的海轮进行考察。

  据童少生、王世均及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先生回忆:

  “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在战时使用的一大批军用剩余物资急待处理,其中包括一些军用船舶,价格相当便宜,是国内无法买到的。

  “民生公司仅花了两三百万美元,即购买了巨型坦克登陆艇5只、大型油轮1只、中型登陆艇4只,以及尚未建造完成的驳船10只;以后又在加拿大购买了3只扫雷艇。这些船只后来在加拿大经过改造以后,陆续驶回国内。其中5只巨型登陆艇改建成为3000吨级的‘远’字号货轮,即怀远、宁远、定远等,行驶沿海;1只大型运油船改建为‘太湖’号海轮,行驶海上;3只扫雷艇改为‘生’字号拖轮,即生哲、生辉等,行驶长江。以后民生公司又与金城银行合作,组成了一个‘太平洋轮船公司’,在美国购买了‘黄海’、‘东海’、‘南海’3只海轮,航行东南亚各国和日本。”

 

  正当卢作孚为航运事业而呕心沥血,四处奔波的时候,国内的形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卢作孚拖着病体回到祖国,看到了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内战爆发了。

  蒋介石出于反共需要,卖身投*美国,于1946年11月,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全境居住、旅行、经商、开办工厂、开发矿产资源、拥有土地和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商品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输入中国,并且享有与中国商品同等的待遇;美国的船舶,包括军舰,可以进入中国任何口岸或领水,自田航行和停留……

  又一个出卖主权的卖国条约!

  卢作孚在加拿大得知这一消息,悲愤难当,当即挥毫撰文予以痛斥。

  1947年春末的时候,卢作孚风尘仆仆地回国,前往南京。

  卢作孚的身体已越来越坏,他没顾得上休息,立即为解决民生公司的经济危机而奔波。此时的民生公司正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内战爆发,许多轮船被政府强迫打兵差,而物价飞涨。少得可怜的差费又不及时支付,等到支付时,不知跌了多少倍。

  加拿大制造的轮船即将交付,卢作孚顾不得脉搏间歇症时断时续的复发,来不及治疗,就带着妻子、秘书周仁贵和服务员林文裕奔赴上海。

  民众轮首航成功后,民生公司继于10月又辟上海至天津线。以后,航线陆续伸展到海防及曼谷、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等地,并在天津、青岛、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民生公司投入海运航线的轮船共13艘,计39258.19吨。1948年后,海轮虽在船数上仅占91艘的14.2%,但吨位却占总吨位58214吨的67.4%。实际上,民生公司已把经营重点由川江逐渐发展到海洋。海运给民生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尽管在长江航线背负着沉重的公差负担,又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民生公司仍略有盈余。

  卢作孚到上海,许多朋友告诉他:民生公司的发展,引起四大家族的嫉恨,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四处扬言要“吃”掉他。

  卢作孚冷笑一声,找到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李博候,扔给他一份资料,那是民生公司为抗战作出的牺牲的统计表:

  李博候不禁默念道——

 

    民生公司抗战期间船舶损失概况:

    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艘,计2028吨;

    自行凿沉拆毁避免资敌(被敌机炸沉触雷沉毁)16艘,计11460吨;

    军公运输遭受损失7艘,计4188吨;

    被敌劫持掳去5艘,计2662吨;

    以上统计不含夏、驳船,累计20338吨。

 

  李博候不解其意,问道:“作孚,你让我看这个干什么?”

  卢作孚气愤地道:“民生公司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还少吗?为什么要苦苦相逼?”他话题一转,“徐学禹说要‘吃’我,你听到没有?他为什么要‘吃’我?民生公司在抗战中,对国家贡献那样大,招商局的贡献在哪里?我倒要看他对我怎样吃法。非要他讲清楚不可!”

  卢作孚说到做到。他特地在上海环龙路金城银行招待所请客。宴席的名义是欢迎李博候,为李司长接风洗尘。

  来的都是与航业有关的人:李博候、徐学禹、钱新之、杜月笙等。

  上了一道菜后,卢作孚激动地站了起来,说道:

  “今天承蒙诸位光临,非常感谢!这里,我要请问一下徐总经理,听说你要吃我?为什么要吃我,你必须跟我……”
--  作者:小文
--  发布时间:2006/11/9 9: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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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漩涡...2

  钱新之一看气氛不对,赶紧站起来打圆场。

  “唉!作孚!作孚!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

  别的人也一齐劝道:

  “可能是误会,可能是误会。现在不要讲,饭后慢慢讲。”

  徐学禹坐在那里,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结果,这次宴会不欢而散。

  与四大家族的斗争已经公开化了。散会后,卢作孚将公文包往桌上一扔,让秘书周仁贵准备纸笔,口授了一个报告。

  这份呈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中,卢作孚“要求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从美军手中接收的舰艇中,交给民生公司试航川江的几只小型登陆艇的所有权,无偿交给民生公司,以弥补在公司在战时遭受的损失”。

  国民政府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得同意卢作孚的要求。于是,这几只登陆艇——沅江、赣江、湘江、沱江、岷江等,正式交给了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航运重点开始了迁移;从重庆到上海。

  卢作孚在海洋运输的初步胜利后,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在公司负责人会议上说:

  “大家都知道,内陆的重要城市大都在江河旁,江河给他们提供了舟楫之利。同样,世界上的名都,滨于海洋的约有四分之三,如伦敦、纽约、马赛、横滨、孟买、汉堡等。海洋为它们提供了发达的交通,使它们既是名都,又是良港。无论中国人,或是外国人的祖先,早就对神秘的海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中国的郑和不谈,就说意大利的哥伦布吧。他相信地球是圆的,既能由东方,也能由酉方经海洋走到印度,于是驾着帆船,备尝艰辛,两个月后到达南美洲东部,发现了新大陆,这就是现在所说的西印度群岛。1519年,西班牙人麦哲伦步哥氏的路线,绕南美洲南端远航太平洋,无意中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再向西航,到了印度,次后绕好望角回国。他们以血汗和智慧,证明地球是圆的,更证明了占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无边海洋,是人类用武之地!

  人类逐渐认识了海洋,就想征服海洋,便利交通。现在,巨型的轮船已经造出来了,有的载重达10万吨以上。诸君不要认为我们现在手头有几只船,就了不得,说来,我们所有船的总吨位,还不及一艘这样的巨轮的一半!人们造出了航速快、吨位大的海轮,还要改造海洋,在近代交通史上最为出色的,要算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了。苏伊士运河不仅沟通了红海与地中海,而且缩短了从欧洲到亚洲的航程,从伦敦到孟买以前是12500英里,现在一下缩短了5500英里,而且巴拿马运河的成功,便把纽约到旧金山的航程缩短了80英里,上海去纽约,则缩短了3500英里以上。这是多么4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催人自省的成就,会使我们看到大至我们国家,小至我们公司在世界海洋航业中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今日,我们公司全体同仁奋斗20余年,终于向海洋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亦是值得自豪的一步。”

  卢作孚强调说:“我们的事业一直处于艰难困苦之中,要求大家仍旧遵循民国23年2月9日签署的通函,即:一、不宣传个人,不宣传事业;二、不介绍事业的成绩,只介绍事业的艰难困苦。”

  这就是卢作孚的思想风格。

  卢作孚的话不幸言中,加拿大又传来坏消息,请他立即飞赴加拿大。

 

  卢作孚心急如火地赶到加拿大。属下的人员向他汇报:造船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配件都是从美国购入的。由于加方对价格变化估计错误,未及时购进器材,加上物价暴涨,原计划造船资金不足,厂方不愿做赔本买卖,轮船不能按期交货……厂家的老板找到魁伯克办事处,要求加价,不加价,他们就破产了。

  “要加多少?”卢作孚迫不及待地问道。

  “30%!”

  “340多万加元?这个数目太大了。”

  卢作孚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先礼后兵。

  卢作孚开始与两个生产厂家进行洽谈。卢作孚经过论证,认为加价约28万加元。

  加拿大两个厂家不同意,坚持从总造价的30%降到25%加价。

  相差10倍!双方争执不下。

  加拿大老板下了最后通牒:“如贵公司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就濒临破产,只好停工了。”

  卢作孚感到这是在仗势欺人。他决定与加拿大两家公司打官司!他请来了非万金请不动的著名律师伊尔斯莱,这位原任加拿大政府的财政部长,在拿到10000多加元后,微笑着开始了工作。

  两家造船公司的老板也不甘示弱,不惜重金,请时任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的儿子为律师出马。

  据双方律师的意见,这场官司最好是私了。双方私下谈判,加拿大政府派出观察员。

  但谁也不能说服谁!

  谈判破裂。

  卢作孚决定亲自一试。他同童少生、皮尔士等人最后去找了一次加拿大商务部长。

  “部长先生,贵国造船公司口口声声说困难重重,濒临破产,那么,今天贵国造船公司的情况,就是明天民生公司的处境!”

  卢作孚的意思很明白,如果逼我们民生公司走投无路时,你们1000多万加元就算扔到太平洋去了!

  商务部长很清楚这句话的分量。

  于是,加拿大政府只好直接出面干涉。

  1947年8月20日,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妥协方案产生了。

  民生公司、造船厂、加拿大政府三方各负担加价总额的三分之一,约计80多万加元。

  民生公司被迫拿出80多万加元,尽管比原先的三四百万元少得多,但卢作孚是感到自己在这场角斗中成了大输家。客观地说,这场官司双方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输,谁也没赢。

 

      纵横海洋功成名就,风云再起,汽笛一声千滴泪……

 

  1948年,是民生公司发展的顶峰:拥有江海轮117艘,驳船31艘,总吨位达51682吨,长江沿岸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人员多达8000余人。此外,民生公司在其它行业里还有大量的投资或独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轮船公司!

  民生公司庞大的机构令人惊叹。总公司下设4室3处23课。总公司以下,又有若干层次的机构,如上海区公司辖船务部、业务部、供应部、财务部,部下设课,而设了分公司的就有万县、宜昌、汉口、青岛、天津、基隆、广州等地。

  民生公司的这些机构,从总的来看,设置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浮于事,人牵制事,官多于兵的现象已表露无遗。

  整个民生公司患了一种企业的中年病。有人撰文评论道:

  “公司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牵制。按地域分,卢作孚出生在合川,创业初期多是合川人,自然与不自然合川人占优势,被人称为合川帮;稽核长是长寿人,手下人马非长寿不用,又有长寿帮之称;其它还有某氏祠堂、某县同乡会之类的叫法。按年龄和在公司的资历分,有以郑东琴、郑壁成为代表的元老派;以童少生、杨成质为代表的少壮派。按经营范围分,有以主要力量经营长江航业的总公司,被人称作渝帮;有着眼于沿海航业的上海区公司,被人称作沪帮;甚至还有从政府部门转到民生公司,专司与政府打交道的张梁任、李永懋等人,被称作官僚派。各种派别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内耗的精力有时超过对外的精力。逍遥派坐收渔翁之利,乐得在缝隙中逍遥度日。卢作孚不属于哪一帮,哪一派,但问题在于他统辖的是这样一支队伍,齐心协力干事已成当年陈迹。

  “一些人完全丢掉了民生精神,利用职权和手中的交通工具的便利条件,贪污腐化,走私贩运,或者遁入空门,不理世事。主任秘书郑壁成与卢作孚一起创业,干劲、文章、才能都被卢作孚看重,这时已摇身一变成了重庆一个呼风唤雨的地皮大王,他的办公室成了交易所。财务经理彭瑞成利用货轮贩运生铁,结果露了马脚,职工大哗,一时风雨满城。带黄鱼,贩盐运米的事在一些船上屡禁不绝。一度代理过总经理之职的宋师度,颇能洁身自好,只是走入了另一条路。他深信因果报应,轮回再生之说,甚至在公司里参禅打坐,敬神念经。公司一些人也尾随其后。有的人则上班包*女,吃花酒。

  “民生公司业务从江河扩展到海洋,从国内涉足国外,船队在变大,人员在增多,航线在延伸。然而,收入却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沿海航线以丰补欠,长江航线则从1946年到1949年连年亏损,当然,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被迫打差搞军运造成的亏损。1947年11月起,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强迫民生公司转运各种军需物资达30000余吨,人员近20000人。打差运费低,加之时常拖欠付款,物价一日数变,常常一趟差打下来,到手的钱如同废纸。社会在剧烈地变革动荡,旧的在土崩瓦解,新的尚未建立,这个腐败的社会已将它所有的暗疮和病毒暴露出来……民生公司也不能幸免。民生精神的丧失,既是民生公司的悲剧,又是社会的悲剧。”

  卢作孚从加拿大打完官司回来后,立即卷入了这种包围之中。

  此时,内战升级,三大战役即将拉开序幕。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天下午,卢作孚突然回到家中。一进门,他就大声地对女儿卢国懿喊道:

  “赶快打开收音机,听共产党广播。”

  卢作孚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情。

  这年冬天,卢作孚在香港与党组织负责人许涤新和张铁生见了面。据一份史料记载,卢作孚的秘书肖林是地下共产党员。

  卢作孚与共产党的接触,早点可追溯到恽代英、肖楚女;稍晚些时是郭沫若。1938年在武汉时,卢作孚即通过郭沫若与党组织有了联系。

  卢子英经常领着郭沫若到红岩村卢作孚家。郭沫若去苏联参加一个会议,还是卢作孚和卢子英秘密地赠送的差旅费。

  卢作孚在1938年时认识了周恩来,从此与周恩来保持着联系。在重庆时,卢作孚经常去曾家岩50号——周恩来办公的地方,聆听周恩来的教诲,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夏末的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去上海民生公司招待所看望过卢作孚。由于卢作孚后来将大部精力集中在借款造船一事上,很久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了。

 

  1949年春天转眼就来了,时局的急剧变化已越来越明朗。

  卢作孚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区公司主要负责人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只有七八个人,他们是:副总经理兼上海区公司经理童少生,副经理宗之塘、杨成质,总公司人事室主任何酒仁……

  大家神情严肃,沉默无语。卢作孚刚刚收到一封电报,一艘油艇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截留。

  1949年初,长江口被国民党海军牢牢地封锁着;接着,国民党的舰艇又截断了通往华北东北的北部沿海航线。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将撤退,将退往台湾。

  大家心里清楚,民生公司的轮船将会被掠往台湾。

  如何保住公司的船只?卢作孚的额头拧成一个“川”字。

  这次会议后,根据卢作孚的命令,正在太平洋上行驶的加拿大造“门”字号新轮,掉转船头,驶往香港;长江中下游轮船,除少数必需者外,一律驶往重庆、宜昌等上游地段;正在修理的轮船拆掉主要部件……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全线崩溃……

  国民党军队为逃命,抢去了民生公司7只轮船。这批船有5只被抢到了定海。定海离上海吴淞口200余公里。

  5月19日,王化行搭承招商局的江宁轮赶到定海,准备要回被强行截留的轮船。他在定海江面找到了被封锁在江面上的民本、民俗、渠江、怒江、龙江5只轮船。

  王化行通过电讯,把情况向卢作孚作了汇报,然后根据卢作孚的指示,配合“民本”轮船长何志全和“民俗”轮船长海礼士,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几百名船员的生活问题。当时的定海,人多如蚁,物价惊人。根据卢作孚电示,由王化行出面,以卢作孚之名义,去找国民党后勤总部的高级顾问陈地球。经反复交涉,5只轮船上全部船员的生活问题才得到解决。

  卢作孚得知船员生活问题解决后,才放下心来制定5只轮船脱险计划。他拟了一份电报给浙江省主席,称“民本”和““民俗”两轮是行驶长江的客轮,只能走内河,不能出海,希望予以放行。

  经王化行四处奔走,历时一个半月,方得到答复:同意“民生”、“民俗”离开定海,但只准直开台湾,下准开往其他任何口岸!

  卢作孚收到电讯后,心想这样也好,暂时离开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到台湾后再另图他策。

  数日后,民本、民俗两轮穿越了惊涛骇浪,抵达福州,进而驶抵基隆港。此时,国民党封锁了整个台湾海峡,没有签证,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台湾。卢作孚电示王化行,以江轮为由,向当局交涉。王化行不负期望,在陈地球的帮助下,驶离台湾,平安抵达香港。

  两轮安全脱险,另有3艘扣在定海。卢作孚再次电示王化行赶赴定海,设法将另3艘船救出。

  定海的国民党军事当局认为“渠江”、怒江”、“龙江”三轮乃是登陆艇,可充作军用,坚持不予放行,还扬言要扣留王化行。卢作孚得知后,电呈陈地球和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声称这3只船太小,不适宜航海之用,请他们放行。最后在陈地球的帮助下,由联勤总部派去一艘大型登陆艇去定海,这才将民生公司的三轮放了回来。不幸的是,渠江、怒江、龙江在途中遇上了飓风,龙江轮被抛上了大树岛,只得弃船救人。这只船后来被国民党军队炮火击毁。

  至此,陷在定海的5只轮船,除龙江轮损失外,全部脱险。

  此时,民生公司还有一只重要轮船陷在台湾,就是行驶上海至台北的“民众”轮。这条船当时正在台湾修理。为营救它,卢作孚密电基隆分公司,要他们以开辟台湾到香港的客货运航线为理由,将“民众”轮驶离台湾。

  基隆分公司根据卢作孚这一密示,很快就把事情办成了。

  民生公司被国民党派往黄海和东海打差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船,也先后设法脱离了控制,平安抵达香港。至此,全部营救轮船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次长达9个月的营救行动,在港集中了19艘轮船。直到1949年7月,卢作孚才由香港回到重庆。

  1949年9月2日,祸从天降,一把大火从重庆朝天门冲天而起。霎时又刮起了大风,只一个时辰,熊熊大火掠过朝天门,路经信义街,横扫字水街、大河顺城街,逼向小什字。

  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大火所经之地,瞬间化作一片废墟。这次特大火灾,造成了37条街道成了断墙残壁,市民死伤无计,灾民多达4万余人。

  民生公司办事处、物产部以及轮船和港口设施都在这里——200万银元的资产付之一炬。

  45名职工殉难!

  55名家属身亡!

  这场奇怪的大火燃起时,水厂突然停水,消防队迟迟不肯露面。国民党出动的陆、空部队官员,却被警备司令挡驾了!

  没人知道卢作孚是怀着何种悲痛的心情回到重庆的。

  在善后会上,卢作孚双手支撑着头,闭着眼睛,静静地听取汇报。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卢作孚赶忙拿起报纸,挡住脸。

  模糊的视线依然能看清报上的黑体字。这是昨天的报纸——《民生公司薛萨生襄理因抢运炸弹竟以身殉职》。报载:

  “民生公司襄理薛萨生,他也是这次大火惨死的一个。然而他一人的死却救活了数万人的生命。据该公司随他一道而幸免逃出的工友述说:薛襄理本是可以不死的,他在甲级囤船上指挥着抢运物资与人。在朝天门泊着两条船,是装小型炸弹的,薛襄理便用拖轮把两个装炸弹的船拖到南岸去,所以当拖轮第三次回到码头时,甲级囤船已经着火。薛襄理就在这时下水被淹死。他虽然死了,但他却救活了数万人。如果两船炸弹不拖走,燃烧爆炸,当时挤在朝天门的几万人都要全部炸死。”

  在这场大火面前,民生公司其他遇难的职工,没有一人在危险面前逃避。他们在个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时,为公司财产、为民众的安全而挺身赴难!

  会上,卢作孚决心举行公祭。时间定于9月21日,在罗汉寺举行“民生公司为重庆市‘九二’火灾罹难员工及员工眷属追悼会”。他哽咽道:“不有公祭,何慰幽灵?不表哀情,何送忠魂!……”

  民生公司制定了4条善后处理措施:

  一、逃出的职工,每人借支薪水半月;

  二、受伤者之医药费用由公司全部支付;

  三、遭焚死淹死者,由公司找寻打捞并埋葬,家属给以抚恤;

  四、凡房舍财产受灾的员工家属,由公司供给伙食3日,有愿回老家者,由公司派船送回。

  善后处理用去2万多个大洋,火灾损失200万大洋,这对于负债累累的民生公司来说,作出那些决定该是多么不易!

  此外,国内银行该还本付息了;国外银行还债期限迫近……卢作孚心力交瘁。

  “九二”火灾提醒了卢作孚,必须尽快疏散上百只轮船。在公司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卢作孚决定: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破坏轮船、囤船,快速将船疏散到沿江不通邮路的地方。

  11月15日,贵阳解放,重庆指日可下,国民党军队在重庆开始大肆撤退,他们一边撤退,一边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幸亏卢作孚及时将船疏散出去,否则,洗劫在所难免。

 

  卢作孚是11月初离开重庆来到香港的。与往常一样,他仍住在新宁招待所,这是中国旅行社经营的一个旅馆,客房虽然简朴,但环境清幽。

  最初,卢作孚并没打算离开重庆,但架不住亲朋好友的劝阻。由于国统区一直受着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还并不全面地真正了解。许许多多的爱国知名人士纷纷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在10月底的时候,卢作孚就已接到国民政府的通知:要他立即准备去台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暂避香港。更何况香港还有十几艘轮船泊在港湾,那些都是民生公司的主力船。

  卢作孚把家眷一一作了安排:妻子和两个孙儿送到北碚,由卢子英照顾;长子卢国纪回天府煤矿工作;次子卢国维继续留在重庆上学;自己带着小女儿国仪飞到香港。

  民生公司的19艘轮船泊在基湾和荔枝角等港口。如何保证这些船只的安全和1000多名船员吃饭的问题?卢作孚苦苦寻思。

  毫无疑问,国民党的旧旗帜必须换掉。那么,在香港这个英属殖民地悬挂新中国的旗帜是否合适?经反复考虑,卢作孚决定暂时改挂第三国旗。他电令位蒙特利尔的王世均与加拿大政府协商:在加拿大新造的“门”字号轮船改挂加拿大国旗,其它轮船按海洋大国惯例改挂巴拿马旗,在巴拿马注册。

  根据加拿大航业法规,挂加拿大旗的轮船,高级船员必须聘用加拿大人或英国人。

  民生公司自己船员的生计都成问题,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外汇来支付外国高级船员的高薪!卢作孚一口拒绝。

  加拿大政府让步了,内阁会议决定,同意民生公司在港轮船易帜。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孟西斯在报告这一决定后,感慨地说:“加拿大依照这样的条件准许外国商船改挂加旗,确属有史以来第一次。”

  接着,卢作孚又采取开源节流等各种措施,解决了香港船员的生活问题。

  稍晚些时候,卢作孚迎来了老朋友张群。张群劝他去台湾看看,被卢作孚婉言拒绝了。

  谁知张群前脚刚走,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来了,还有上海市市长俞鸿钧、财政厅长任显群、刘湘、刘航琛等。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卢作孚去台湾,因为国民政府还在为加拿大借款担保!其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现在没功夫谈这些,等等再说。”卢作孚一一拒绝了。

  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人就是胡子昂。每次他们都在轮船上谈很长时间。这件事情只有林文裕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195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卢作孚正惊喜交加。加拿大政府外交部长皮尔逊来到香港,多次与卢作孚会面,其意是加拿大政府担保的借款,如民生公司违约,加拿大政府就要赔偿3家银行的损失。当然他的话里也透露出如果民生公司违约,他们将扣留在香港的7艘“门”字号加拿大制造的轮船,另2艘船也不能交付。此时,一个秘密计划正在进行。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何囗仁专程从北京赴香港与香港党组织负责人张铁生研究卢作孚先生全家和民生公司船只安全离开香港问题。为了不打草惊蛇,这件事情一直在秘密中进行。

  这年春天,何囗仁两度赴港,向卢作孚传达中央意见,希望卢作孚在6月中旬前回到北京,届时将欢迎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秘密离开香港。15日,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据载:毛泽东曾两次接见了卢作孚,毛泽东为工商界人士和西南地区爱国民主人士两次举行便宴,卢作孚均与毛泽东同席而坐。

  毛泽东微笑着,希望卢作孚早日归来。

  周恩来、陈云曾多次约见卢作孚,就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尤其其是交通航运问题以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等问题进行了时间的交谈。

  刘伯承由渝到京后,也专门设宴款待他。聂荣臻、张澜、黄炎培等都曾亲自到民生公司设在北京的临时办事处看望他。

  卢作孚在北京停留了3个月之久,直到10月初才离京前往重庆。

  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及各界人士代表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

  很快他又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不久,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春,卢作孚决定将停留在香港的船只秘密驶回新中国的怀抱。他的这一计划直到1952年春天才实现。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撤回了在港的18艘主力船。

  1951年冬,卢作孚接到通知进京开会,同中央最后商定公私合营问题。卢作孚没多寻思,就带着张祥麟上路了。

  在北京,他“原来的意见是希望中央同意将民生公司收归国有,向周总理一再恳切提出。周总理只同意考虑公私合营”。

  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切都进展得异常顺利。公私合营的问题商定后,周总理在再次与卢作孚见面时,重申了中央的意见,希望卢作孚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不要再回重庆,直接留下来,在北京的住处都已安排好了。卢作孚感到民生公司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去亲自安排、处理,答应先回重庆,处理完从香港撤回广州的轮船,然后再赴任。

  1952年1月初,卢作孚离京返渝。然而,可怕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席卷新中国的大地……
--  作者:小文
--  发布时间:2006/11/9 9: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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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1952年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三,高元宵节还有两天。

  这天傍晚,卢作孚神情憔悴地回到家里,一进门,他就倚在门旁对夫人蒙淑仪说:

  “你领着娃儿出去玩吧,我想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

  夫人蒙淑仪晚上要参加居民段会议,没在意,带着孙儿离开了丈夫。

  人去楼空,四周是死一样的黑暗。

  卢作孚久久地呆坐着。

  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他感到身躯在迅速地下沉,下沉……

  一代船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59岁人生,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中永远望花甲而兴叹!

 

  2月9日清晨,噩耗传到民生公司总部,很快又传到川江两岸。

  没有任何要求,民生公司的轮船自动降下半旗致哀。

  老水手们一遍又一遍地拉响悲凉的汽笛。

  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致远代表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专程赶到卢家吊唁。张澜和黄炎培从北京发来唁电和悼辞。

  11日,报纸发布了卢作孚先生逝世的消息。

  12日,民生轮扎着素花白布,迎送灵柩,缓缓地驶过川江——卢作孚安葬在川电南岸龙门浩民生职工新村旁的一座小山上。

  卢作孚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不扼腕痛惜。

  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市口音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要大得多啊!”

  周恩来总理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向有关人士详细地询问卢作孚逝世的有关情况,亲自指示要妥善安排其家属和家属的工作。时隔不久,在政务院讨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问题时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对民生公司的代表卢子英等人谈起了卢作孚,高度评价了卢作孚的一生;卢作孚先生不仅对祖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和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也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时,谈到我国实业界有4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1980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结论》里这样写道: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89年,卢作孚先生塑像在北碚公园内建立。

  这是一尊大理石塑像,它以生命的另一种方式注视着川江、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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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是在路上。而立之人,至今仍漂流不定。三天两头搬“家”,十天半月换一个环境:办公室、走廊、火车上、机舱里、库房中……自从一头扎在“海”里,就再也爬不上来。

  责编同学“千万次的追问”令我心慌意乱,真个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了。

  非常感谢北京图书馆的朋友为本书提供的大量资料,在此一并引出。这些资料是:《长江航运史》、《我的父亲卢作孚》、《中国船王》、《卢作孚文集》、《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回忆卢作孚先生》、《长江风光》、《长江的传说》……等等。本书引用、转引、事实依据几乎全部出自上述书目。

  本人才疏学浅并非谦虚之言,书中难免许多不足,恳请批评指正!

 

                           作者

                       1995年11月8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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